近日，股市一片飘绿A股市场持续暴跌，股民们哀嚎一片！不过话说回来，谁炒股还没有个暴跌的经历是不？全球最富有的第51位华人杜纪川倾家荡产吗！

灾难是上天给你的礼物。这句话，用在杜纪川与他的搭档孙大卫身上殊为合适。

如果要评选全世界最应该感谢股灾的人，杜纪川和孙大卫一定会名列前茅，甚至并列榜首。

曾经，股灾让人生步入中年的他们一夜倾家荡产。而今，被股灾逼迫、激发，再次创业的他们，双双名列《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第51位。

一

大陆出生的杜纪川，在台湾长大，移民美国30多年。父亲杜桐荪当年曾任中华民国电影检查处处长，他的母亲朱莉早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学院，是老牌影星，艺名威莉，曾主演《出卖影子的人》等片，定居台湾后，曾与“小咪姐”李丽华合作演出电影《盲恋》。

杜纪川的童年时期，分别待过重庆、上海、台湾、香港等地，辗转到台湾念书，在师大附中读高一时，杜纪川与同学合组热门音乐团（Band）。

提到学生时代，杜纪川描述，彷佛历历在目，那段时间，可算是他学生时代最乐的时光；书念不好，在学校又不务正业，家人干脆把我送到德国念书，回忆求学过程的坎坷，杜纪川说，由于高中未毕业，无法到美国拿绿卡，因此在台湾读完高一后，杜纪川从高雄搭舢板船偷渡到香港，再以大陆难民身份取得香港居民证，年转赴德国，在TchnichHochschulDarmstadt攻读电机工程学位，年移居美国，从房地产销售工作起步谋求发展。

几小时内，美国股票总市值蒸发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8，很多投资者输掉了全部身家。

杜纪川和孙大卫投入股市的钱全部赔光。

一天之内，从百万富翁变成了一无所有。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们陷入悲伤，尤其觉得愧对家人，但回到家中还要强作笑颜，假装没事发生。

夜深人静，已经46岁的杜纪川，既无处话凄凉，又要操心如何度过眼前的难关，谋划一家人的新出路与活法。孙大卫也好不到哪里去。

两周后，两人心情稍微平复，相约出来喝咖啡。他们相互安慰，鼓励，最后决定再次创业，重头再来。总有一天我们还会赚回来！

三

杜纪川翻箱倒柜才从车库找出美元，充当了新公司的启动资金。他们为公司取名“金士顿科技”，之后便一头扎进车库，再次创业。

“金士顿”名声响亮，部分原因是总裁杜纪川和副总裁孙大卫，在几年前拿出1亿美元分红给所有员工，震惊全美；年台湾“总统”大选争议，他们又捐出1亿元新台币，协助查验选票，轰动台湾。

金士顿已在上海设置25万平方呎的厂房，且将产品触角延伸到Flash内存等数字媒体产品，多项产品皆成为市场龙头老大。杜纪川与孙大卫虽然早就是亿万富翁，仍一本初衷，在橙县芳泉谷总部开放式办公室，卷起袖子与员工一起埋头苦干。

他们的崛起过程颇具传奇色彩，年10月19日华尔街股市崩盘的这天，反而是他们实现美国梦的开始。原来杜纪川与孙大卫因早年从事的个人计算机生意，由当时在计算机业叱咤风云的AST公司收购，取得万元后，全数投资于股市，结果一夕之间变得一无所有。

笃信“危机就是转机”的杜纪川，只有与孙大卫重新出发，成立金士顿，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力争上游。杜纪川把公司的成功归功于知人善用，拥有一群向心力极强的员工。其实，这股向心力的来源，正是由于公司一向把员工当成是最大资产、善待员工，并且提供员工最佳福利。

金士顿在年底一度被日本软件银行并购，当时杜纪川与孙大卫拿出1亿美元与员工分享，震撼全美业界，让人称羡不已，也让金士顿声名大噪，令求职者十分向往。

后来日本软件银行因扩张过度，资金陷入窘境，营运方向改变，杜纪川与孙大卫再将金士顿买回。

今天，由他们创办的金士顿科技不但是全球最大内存企业，更是全美备受赞誉的最佳雇主，并以独特的企业文化著称于世。

金士顿规模尚小时，一位《洛杉矶时报》记者前往采访。见识过杜纪川、孙大卫的“无为而治”后，他警告二人：你们现在可以这样管，等做到2亿美元就不行了。后来，金士顿做到了2亿美元，这位记者再次来到公司，发现公司的管理依然没有变化，又改口继续警告：这种方式一定做不到10亿美元。

而最的传奇是，年，对硬件企业不再有兴趣的软银，决定把金士顿卖掉，最终又主动找到杜纪川、孙大卫，让他们以4.5亿美元买回了金士顿。

14.5亿美元卖出，4.5亿美元买回，即使剔掉一句话就送给孙正义的3.3亿美元人情，杜纪川、孙大卫还是在1年多的时间里，因为孙正义的这一折腾，净賺了6亿多美元，可谓是全世界对孙正义最大方，也从孙正义手中赚钱最狠的人。

杜纪川也是华商韬略（）的老朋友，曾三次接受我们的独家访问。现将部分内容分享如下：

问：是什么支持金士顿持续高增长？

杜：一直以来，我们努力于不断“突破”自己。我们从未用守成的思维来思考业务和发展，总是强调进取，强调朝前看，强调竭尽所能去把握新机会。

我们一向坚持独特且吸引人的企业文化，持续投入科技创新，让同事始终拥有最宽松的工作环境，去发展最高质量、最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并得到最好的工作回报。这也是我们能够持续团结一致，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问：你和孙大卫怎样开始的创业？

杜：我做房地产销售的时候认识了孙大卫。他在一家公司做硬件工程师。他常常和我说：一块主机板卖美元，但成本只有美元，实在是很赚钱！我很羡慕这个生意有这么高的利润，这么好挣钱，于是想到一个主意：可不可以我们合作，他设计主机板，我来销售？我认为，只要他有信心做出好的主机板，我就有信心将主机板销售出去。

问：股票投资的效果不好，所以转而做了金士顿？

杜：不是不好，是非常糟糕。年10月17日，美国股市一夕之间崩盘，我和孙大卫的积蓄化为乌有。

那天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原本，我们已财务自由，但一夜之间一贫如洗。

一阵非常沉痛的沮丧后，我们决定重头来过。

我们看好当时的内存市场，决定继续创业。但再一次开始时，条件已非常艰难。我还记得，我们在家中抽屉里东翻西找也找不出来多少钱，最后还是在车库中找到差不多美元，于是就以那美元作为资本，创立了金士顿。

问：金士顿成立后发展顺利吗？你们采取了什么办法重新站起？

杜：人们都说，成功没有捷径。但我认为是有的。成功的捷径就是懂得发现市场的潜在需求，懂得利用市场上已有的东西加上自己的东西去满足需求。这也是我们给金士顿找到的成功捷径。

我们看准了DRAM市场的潜力，大量低价买进DRAM颗粒，重新设计包装，然后再以模块方式销售出去。市场验证了我们的判断，DRAM大缺货，我们也就天时地利人和，很快做出很好的成绩。

问：年8月，日本软银以14.5亿美元收购金士顿80%的股份？你们为什么要卖公司？

杜：其实，我和孙大卫并不想卖给他们，但是他们十分坚决而且锲而不舍。我们两个人，应该说，都不是那种非要做出伟大成就的人，我们都热爱生活，不把工作当成人生的全部。软银让我们看到再次退休享受生活的机会。

另外，我们也在思考着，DRAM产业波动剧烈，公司规模日渐壮大，经营稍有不慎，怎么保障员工呢？软银那么有实力，又雄心壮志，让他们经营应该没错。所以就决定将公司交给日本软银经营。

问：这中间，你们还免掉了软银3.3亿美元的未付款，为何要这么大方？

杜：软银当时正努力扩张，运营资金比较紧张。交易过程中，他们对最后的3.3亿美元感到无力支付。于是向我们说明困难，并且提出延期支付的希望。

我和孙大卫认为，我们已经收到了10多亿美元，已经赚到足够多了，这3.3亿美元可以说多出来的钱，不需要为这笔钱让对方受苦。所以告诉对方说，剩下的，我们不要了。

问：但年7月你们又以4.5亿美元把这个股份买了回来？

杜：是。这个过程充满戏剧化。

后来软银发现买下金士顿是个错误的决策。当时他们所投资的公司都是以网络公司为主，只有金士顿和另一家出版社与软银其它公司的属性差异甚大。

隔行如隔山，每当软银股价上涨时，这个问题也总是会被市场分析师提出来，让他们十分头痛。但他们也不想将金士顿易手他人，只想我和孙大卫将金士顿买回来。被他们的诚意感动，我们也就答应了他们，重新把公司买回来。

对方也给了我们很优厚的价格：1年前我们用10多亿美元卖出去，现在只要不到5亿美元的价格就买回来，而公司在这期间的业绩还在增长。

问：免掉人家3亿多美元，一卖一买净赚了6亿多美元？很想知道，这几亿美金飘来飘去，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杜：我们曾经一贫如洗过，然后又经历这样的财富起伏。大有一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人生体验。这可能也是坚定我们价值观和管理文化的一个原因。

我和孙大卫从来不会为钱吵架，我们也不会只为钱而做事，我们很清楚人生中，还有很多东西是比钱财还重要的。我们一直认为，在相比较之下，金钱是比较不重要的。

问：出售股份给软银的当年，你们把一亿美元分给员工，你也多次当选美国人心中的梦幻老板，请分享你对待员工，对待管理的心得？

杜：我们一向将员工视为一家人，而不是站在资方的角色去对待员工。金士顿将员工视为一家人，我们一直都与大家共同分享利润，并以此作为对员工的感谢。我们一向相信快乐的工作环境是大家能够达到极佳工作绩效的关键，所以一直努力营造可以让员工快乐工作和享受工作的环境。

金士顿就像是个大家庭一样，所有的员工对于这个“家”都能有着一份归属感。在这里，任何问题都能够商量、讨论、以及分享。我们和供货商以及客户之间，也像亲人一样，互相帮忙和扶持，让商场上的尔虞我诈在我们这里看不到。

谈到员工管理，其实金士顿的“以人为本”管理方式是没有跨国或是跨文化的区别的。举个例来说，我们在欧洲的员工，有25种国籍，我到欧洲出差时，大家一同吃饭或是闲话家常，都是一样的，不会有不同的相处方式。关心员工是不会因为国籍或是地区不同而有差别的。

不过呢，因为文化差异，虽然大方向不变，但是与各地员工间的管理方式还是会依文化差异而作调整，这样才能够做到充分了解员工需求，尽量满足员工需求。

问：你和孙大卫是公认的黄金组合，你们之间有没有出现过危机？

杜：我和孙大卫是彼此信任及尊重。我们对彼此的信任维系了我们几十年的关系。尤其是我们的患难之情，让我们不会为了钱吵架。但我们会为了ida（主意）吵架。遇到了分歧，我们会平下心来，想一想，再进行沟通，交换想法，然后达成共识，不会有吵到面红耳赤的情况。

我和孙大卫都很幸运，能有今天这样还算满意的成就。我们认为创业伙伴的关系就像夫妻，要看对方的优点，而不是挑缺点，尤其是两人之间不能过于计较，不能去计算谁贡献多、谁贡献少，这样合作才能长长久久。

问：在你记忆里，你过得最艰难的是哪一段岁月？对你产生怎样的影响？

杜：留学德国时，我一句德文都听不懂，再加上当时的德国很排外的，因而内心非常惆怅，感觉好像被孤立。那时，我还在亲戚经营的中国餐馆打工，常常会受到客人的冷嘲热讽。在那段岁月中，我体会到人情冷暖。但它最终带给我正面的力量，让我日后懂得如何应付各项挑战和挫折。

问：你现在的日常作息怎么样安排，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呢？

杜：我的工作时间表经常排得满满的，工作之余喜欢打篮球，也喜欢打鼓。

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就与同学合组了热门音乐团（Band），这可能是台湾最早的学生乐团吧！也因为对于西洋音乐有着不可言谕的喜爱，现在，我和一群喜爱音乐的朋友们组成了“加州梦幻大乐团”，我负责打架子鼓。我们经常会在华人小区的慈善筹款会义务演出。

问：现在，您怎么看股灾中一无所有的经历？

杜：在我的记忆里，我总是觉得年10月17日那一天才是金士顿真正的诞生日。因为没有这个节点的出现，我们就不会重起炉灶，后面的故事就不同了。

年，我已46岁了。一个46岁的人，从百万富翁跌落到生活开支都有问题，甚至还有负债，然后两手空空重新开始，这并不容易。我也一度非常绝望。很庆幸的是，我没有一直沮丧下去，而是选择了重新开始。

现在回头看，我得感谢那场灾难。

本文来源于：华商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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