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母校献上九百九十九朵枚瑰

忆昔师专上学时

◎辛轩

年元旦，隔壁宿舍贴出新年对联：三年一瞬教室寝室图书馆；一日三餐清汤洋芋浆水面，试图对我们师专三年中的学习和生活进行总结。记得撰写此联时，同学们对上联内容大加肯定，认为较为准确地反映了我们班同学三年来的学习与生活实际，但是对于下联的内容，却有人并不认同。说师专的伙食可好了，当时我们每人每月31斤面票、23元菜票，吃得饱饱的。那时候灶上有馒头、油饼、炸酱面、土豆片等等，逢年过节还有饺子、面皮、红烧肉，比我们老家过年时都吃得好。尤其炸酱面，好吃得不得了，为此有人还将我们学校的校名戏称为“添水（天水）吃饭（师范）专喝（专科）学校”，怎么老是“清汤洋芋浆水面”呢？吃浆水面只是因为部分男生为了节约一定的菜票换烟抽。当时一包采宝牌香烟二毛钱，而吃浆水面只用五分钱菜票，吃三次浆水面就可以节约两包烟的菜票，而菜票又可以直接拿到校门市部去，用相等的面值换烟。然而在具体书写时，正是由爱抽烟的同学执了笔，才最终写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班的同学大多来自艰苦的农村，吃过苦、受过罪，对学校的伙食非常满意。我入校第一顿吃饭，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那天开学，堂哥赶着骡子将我的行李驮到太京，送我搭上班车后来到学校，一进校门即碰上吃晚饭，大师傅接过我的碗，边舀饭边道：下次来时换只大点的碗，接着便给我打了高高一碗烩面片。

我的学上得不容易，能在师专上学是我多年所盼。我爱当老师，说心里话，我这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想当一名老师，平平淡淡，教书育人，但熟料阴错阳差，最终却干了别的。高一那年我辍学在家，只因在家劳动而饭量大增，我们全家的半锅稀粥我一人会吃去大半，父亲认为这样下去不成，他知道我上学时两只洋芋，一把熟面粉就是一天，说我上学不费饭，要让我继续上学，我便就又继续上了学。我们那时高中是两年制，我高二毕业参加高考预选，一预选就落了榜。父亲见我没有考上，便要让我回家种地。因为那时刚开始改革开放，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父亲说随便在荒坡上一镢头下去种几窝洋芋，秋后就会有饭吃，可是这时的我却不再这样想，因为我已经完全明白了跳出农门的好处，我不会像他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我要考学，要考大学。我清楚我之所以没有考上，就是因为没有好好学习。我上小学时正是“文革”时期，我们多日子和社员一起劳动，念书很少，升初中时见零不取，即便这样也有五分之一的人没有考上。上初中时我经常陪和我一个村子的同学逃课，而我们每次逃课后，上课时老师便不让我们听课，而罚我们长跑、打扫厕所等。初中毕业后，和我一个村子的同学都不再念书，我也就跟着辍了学。我上高中时，学校一直没有英语老师，数学老师也因妻子有病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上一节停一节的，以致我们全班21人那年预选时只有一人通过了预选。我虽然连预选都没有通过，可是我却执意要去复读。因为这时，邻村或者邻乡不时传来有人考上了大学，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不仅这样的事例一直鼓励着我，而且我给自己占过一卦，卦象说我也能考上。那天我正在锄玉米地，突然暴雨骤至，我便躲在山崖下，向天问卜道：请苍天明示，如我能考取天就速晴；否则就一直下到晚上，其结果是老天爷立马晴了。

我要去复读，可是家里掏不出学费，我便告别父母，开始了自己的筹措。我贩菜水、赶麦场、打短工，一分钱一分钱积攒。我在城郊帮人挖洋芋，挣上一元半角；我替人拉煤、卸车、赶骡马；我赶一百多里的山路从城里挂上蔬菜，背到牡丹的集市上卖掉，而我在西山坪村赶麦场时，一个天大的机会便向我走了来。那天午后天降暴雨，我全身淋透回到东家，主人将他儿子的衣服让我换上后，说：看你伶伶俐俐的，是能念书的娃，只要转到城里来，你就一定能考上大学，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天水市四中的学生。四中时我清楚自己的短板是英语和数学，于是我就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这两门课的复习上。高考罢、夏收结束后我进城打探消息，原来我已成为四中当年上榜的学生之一。那时谢成老师四处联系不上我，急得无法可想，一见我，又气又喜，他让我速去中华西路招办院子参加面试，而我刚走了一圈正步就被打了下来，考官给出的理由是我腿跛着。我穿着一双新鞋，走了一百多里山路，脚上早打上了血泡，怎么会不跛呢？可是他说车费可以报销，你为什么要步行？就这样我又落榜了……再复读一年后，我终于考上了师专，您说，我能不感到幸运吗？

考上师专等于跳出了农门，相互一打听才知我的高考语文成绩很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便鼓足勇气试图转到数学系，班主任俞齐进老师鼓励我道：成绩低不可怕，怕的是能不能认真学，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你才多大，怕什么！何况语文又关键在于平时的积累，只要你肯下功夫，广泛阅读，我相信你能学好。本来我一见俞老师就很崇拜：高大、儒雅、博学，早就听说了他的《金花与银花》等深受观众喜爱的戏剧作品，用同学们的话说，一看俞老师的儒雅劲就知道他准是大学教授，而这会儿您正这么和蔼地开导着我，我真是如浴春风，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学好中文。

原来学习中文太美了，能在中文系上学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关关睢鸠，在河之洲；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汉赋唐诗宋词，美仑美奂，浩瀚无垠。给我们教先秦文学的是王义、聂大受二位先生。王义先生身体瘦弱，每节课上咳嗽不止，可是他却拖着多病之躯，硬是没有耽搁一节课。只记得先生满腹经纶，从《诗经》的风雅颂，赋比兴开首，接着楚辞、左传、乐府，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把先秦文学的瑰丽与曼妙，那种古色古香的古典美，博大精深的知性美，讲解得头头是道，精彩之极，我们在下面也听得如醉如痴，心领神会。给我们讲授唐宋文学的是李继祖先生。李先生学识渊博，是《唐宋词鉴赏词典》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陇原大地有名的唐诗研究学者。记得先生讲“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中“才”字的用意时，用两个老太婆分说各自母鸡下蛋的事例道：我的鸡一天下一只蛋一天下一只蛋；另一个道：我的鸡一天天才下一只蛋。先生分析道，虽然两个老太婆都是叙说自己的母鸡每天生一只蛋的事实，可正是后者置入一副词“才”，便立马体现出她的母鸡生一只蛋的不容易。同理，诗人羁旅中的乡愁，也正是因这个“才”字而更显深广。又如“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向潇湘去”句。先生讲解道：无理有情，无理而妙。好像词人在对郴江说：郴江啊，你本来是围绕着郴山而流的，为什么却要老远地北流向潇湘而去呢？这难道不是词人反躬自问而慨叹身世：自己好端端一个读书人，本想出来为朝廷做一番事业，正如郴江原本是绕着郴山而转，谁会想到如今竟被卷入一场政治斗争漩涡中去！凡此等等，都被先生讲解得活灵活现，妙趣横生。及至后来我观看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时，常常把那些大学问家和给我授过课的老师做比较，我觉得，诚如李继祖、王义等先生们中的任何一个，与他们相比，都毫不逊色。

给我们讲授“中国现代文学”的陈冠英先生常说：我教了好几届学生，你们班最好学了，凡我开出的书目，我在备课之前去图书馆，竟然全被你们班的同学借光了。陈老师学高为师，教书育人诲人不倦，至如今我还能想起他讲《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时的情景：舌生莲花，感情充沛，声情并茂。本来他担心现代文学作品阅读量大，我们看不过来，便亲自将一部分作品缩写成了精简版，可是我们班的同学，便是如《子夜》等读起来颇为费事的作品，也都是一个字一个地啃掉。给我们讲授当代文学的是青年才俊马超先生。马老师讲课和陈老师一样，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且声音充满磁性，特别好听。他从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郭沫若到“三红一闯”（《红日》《红岩》《红旗谱》《闯业史》），到“左联”作家，到“李（《红灯记》中李玉和）江（《龙江颂》中江水英）青（《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光（《智取威虎山》中郭建光）荣（《林海雪原》中杨子荣）伟（《奇袭白虎团》中严伟才）大（《白毛女》中大春）”的样板戏，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真如春风化雨，令我们陶醉。

啊！原来中国文学博大精深，美妙至极。原来汉字可以组合成“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目谁家院”“端来的酒和食，尝着是土和泥。倘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气息，泥滋味”这么美妙的东西！而我，正是万分幸运地读到了。而且，还有着一位位先生们当头棒喝般的指点。我们体会着“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真挚；享受着“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明快；感受着“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怅惘；欣赏着“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的诗情画意，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硬气，都在潜移默化地熏陶着我们，教化着我们，让我们渐渐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也许因为我们班是中文系第一个三年制班级的缘故，学校对我们班格外重视，处处给我们开小灶、吃偏食：配备学校最攒劲的老师，提供最先进的教学设备。诸如图书馆、阅览室、电教馆，等等，都一路给我们班开绿灯。记得当时陈晓旭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刚出录像带，仅有的一个电教馆，便成了我们班同学观看的专利，真是让外语、数学等系的同学们羡慕。与此同时，班主任俞老师还跟天水市歌舞团取得联系，他们每出新的剧目，都要想法争取让我们观看。而我们每看罢一出，他又要及时组织我们进行讨论。从题材到表现手法，从主题到艺术特色，俞老师总是和我们坐在一起，鼓励我们互相争论，启发我们各表观点，而他又能精准地予以点拨，真让我们有醍醐灌顶之感。记得我们讨论荒诞剧、川剧《藩金莲》时，我想起了秦腔《双出五关》和《拾黄金》，因为《双》剧与《藩》剧一样，都是把时间上不同朝代的内容置于同一出剧中；《拾》剧与《藩》剧一样，都是把好几种表演形式混搭组合在一起，如秦腔、眉户、民歌等的混搭。俞老师面对我的疑问，更是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又为我们讲起了啥叫荒诞剧，以及荒诞剧的特征。正是由于他教法别致新颖，形式丰富多彩，文学理论中那些诸如悲剧、喜剧、典型、灵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颇为抽象的东西，也渐渐地为我们所领会；黑格尔所谓的“这个”而不是“那个”的确切含义，也渐渐地为我们所领会。同时顺理成章，他所教我们的“文学概论”课程，也在当年的统考中，平均成绩达到81分，获得了在全省五所师专中名列第一的好成绩。

给我们讲授“中国通史”的是张平辙先生。张先生学养深厚，他和张鸿勋、雒江生先生在当时的天水师专名气很大。先生一张口即公刘、古公亶父，或者一段楚辞，一首乐府的，说老实话，他老人家写的文章我到现在也看不很懂。张鸿勋先生虽然给我们讲授选修课“敦煌学专题”，但先生的课是显学，上课时我们只有尽其所能的认真听讲，尽其所能的记上笔记。先生也是只讲一些最基础的内容，稍微深一点的内容，我们根本谈不上听得懂与听得明白，更谈不上登堂入室。对先生及敦煌学的进一步了解是在十年后，我在教育学院进修本科时，当时给我们讲授“敦煌学专题”的何先生在课堂上曾提到先生，讲先生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与地位，看得出他对先生的学术成果很是推崇。当然，幸运的是，接下来，我有了向先生和雒江生先生当面求教的又一次机会。年，天水市政府开始编辑出版《天水历史文化丛书》，聘请张、雒二位先生统审稿，我是其中《文明曙光》《风物流韵》《人文撷英》三本书的编辑，在一年的时间内，多次坐在两位先生的身旁，聆听先生们对天水地域历史文化的讲解。同时又因我是他们的学生，两位先生便对我青眼有加，凡我的每一个疑问，都要不厌其烦的讲解，直到我弄明白为止，而我呢，自然明白机会难得，便抓住一切机会，试图能从先生们处多学一点。雒先生在《诗经》的研究上成果辉煌，我便有意拣“秦风”中的《无衣》《蒹葭》《渭阳》《晨风》等篇章，向先生虚心求教。

“三年一瞬,教室、寝室、图书馆。”虽然来去匆匆，三年时光转瞬而逝，可这三年时光却给我留下了终生永不磨灭的记忆，成为我人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之一。三年中，我学到了知识，增长了见识，结识了众多的师长、同学，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在你们的言传身教中，潜移默化，我的兴趣爱好渐次形成，我由一个怕中文专业转变到了爱中文专业；我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渐次树立起来。你们，才是我人生中真正的贵人，正是有了你们的帮扶与影响，我接下来的生活与工作才充实而幸福。

我永远忘不了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王喜明、教“外国文学”的王正威、教“法律常识”课的崔亚军，以及王元忠、王锁林等青年老师。当时，你们刚从名牌大学毕业，年龄跟我们差不多，可正是你们，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我也正是从你们的身上，学到了如何做学问，特别是如何做人。记得当时每逢张鸿勋、李继祖等先生的课上，你们竟也和我们班的同学坐到一起，也成为学生中的一员，认真听讲。你们这种谦虚好学、虚怀若谷的精神，永远成了我学习的榜样。而课后，你们又像兄长一样，关心我们的生活，让我们非常开心快乐。

我永远忘不了我们班的12名女同学，你们个个，心底善良、端庄美丽、气质高雅，尤其你们的勤奋好学，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你们总是比我先到教室，比我迟回宿舍，你们的大多学科的成绩，都要让我努力追赶。以至后来，正是你们，成了我选择对象时的参照标准。我永远忘不了宿舍的另外7名舍友：见多识广、英年早逝的马孝刚、李秀俊，乐于助人、勤奋踏实的袁元、田继忠，舞姿优美、潇洒大气的张和平，才华横溢、诗名远播的王纪善，老诚持重、满头卷发的陈闯。永远忘不了我的同桌丁念保，是你，从陇西师范破格升入天水师专，又从天水师专破格升入西北师大，你和我每天比赛背颂的诗词，夯实了我的文学基础；比赛背颂的情景，成了我此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永远忘不了经常和我一起散步的苏定君、赵世荣、郭昭第、杨建增。定君兄英年早逝，让我疼肝疼肺。世荣老诚持重，一如兄长。昭第博闻强记，勤奋好学。建增忠厚老实，笔耕不辍。永远忘不了杨皓、张鸿儒、陈询、张小虎等人一手潇洒的钢笔字体；刘怀宇、李昭梅、刘小龙、刘惠芳、郑文燕、李红霞等人或一口流利的英语，或圆润的歌喉，或优美的舞姿。永远忘不了我们成立文学社团、创办文学刊物的情景：赵胤生刻写的蜡版、王荣的童话《过年》、郭昭第的小说《假面具》、张亦非的散文诗《青春狂想曲》，等等，或工整、或朴拙、或清新、或阳刚，以至于毕业前夕，我们全班46人中就有岳海明、桐欣、周克勤等10余人的作品，登上了《飞天》《星星》《诗神》等省内外专业文学刊物。而其中丁念保和马春仙的小说、苏全洲和王纪善的诗歌，都曾在当时的甘肃文坛引起了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