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就在美国的专门法律制度在新英格兰发展起来的那些年代，美国南部人变得越来越依仗不成文法的奴隶制度了。他们说，法律术语、法律文书的成文法，是喜欢小题大做的新英格兰人的玩意儿。美国南部大种植园的奴隶主处理事务主要还是靠不成文法的奴隶制度，靠君子协定，靠名誉担保。处理这般大事几乎不用任何法律文件，这在现代是罕见的。

这说明有关南部生活的那么多问题何以始终得不到解答；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永远无法得到了。奇怪的是，这也显示了南部僵化刻板的生活，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南部人是怎样终于相信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成不变的。

美国南部不成文法的奴隶制

在美国南部各州，从年到年的这一段时间里，黑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几乎全都是奴隶。自由的黑人在这地区的黑人人口中不到十分之一。黑人人口和白人人口的比例各州不同。例如，年，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人口有一半以上是黑人，但在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黑人人口只占五分之一左右。

在整个美国南部，奴隶主在白人人口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其中各自占有几个以上奴隶的奴隶主只占极小的比例。内战开始时，占有奴隶的南部白人不到百分之五，而占有多至一百个奴隶的奴隶主不到百分之一。然而在南部，奴隶制支配着每一个地方的白人和奴隶的关系。南部人说，奴隶制规定了他们的生活基调，这种说法并没有错。

批评奴隶制的人，尤其是美国北部人，看到的只是奴隶制的专横。如果说奴隶主在对待奴隶时除了感情用事和自私自利外还有其他什么准则在起指导作用，这些批评者很少认识得到。他们说奴隶制就是专制主义。

美国南部的奴隶制为何不受法律约束？

所谓奴隶制的根本罪恶，就是它使一个奴隶主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对待另一个奴隶。美国南部的绅士们认为奴隶制的特点不在于这个制度使一个南部的主人拥有对他的劳动力的无限权力，可见，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根本不受法律约束。而美国北部的奴隶制却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完全相反。

美国南部人往往认为，限制北部奴隶主的不过是某种成文法的具体规定，而指导南部人的则是关于荣誉的微妙而无所不在的惯例——一种包罗万象的不成文法。奴隶社会不同于所有其他社会之处，不是在于它没有法律，而是在于它有一种不同的法律；南部奴隶制的辩护者认为，他们社会的优越性就是来自这个事实。

既然美国南部的法律是无所不在的，它就只能是不成文的。这样，它就免去了晦涩难懂的文字，免去了那些不断公布和改进法规的人所使用的毫无价值的名词术语，免去了他们的人权法案和他们的法院裁决。正因为如此，对人类的法院抱怀疑态度的南部绅士才把自己置于他的良心和他的上帝的永恒管辖之下。

这样，南部就达到了那种人道、热诚、慷慨，据说这些美德使南部与其他自由社会迥然不同。它避免了雇主对自由劳工所做的每件事都付现钱的那种小家子气，也避免了雇工除合同规定外休想得到其他任何好处的那种下贱相。如果什么都要用买或卖，如果干多少活，拿多少钱，都要逐项记载，人还大方得了吗？北部工厂主一手拿着法令全书，一手拿着账簿，他的统治是严厉的。南部种植园主的统治是宽大的，因为他自己也受到内心的一种无声法律的统治。

奴隶制为何深受美国南部奴隶主的喜爱？

南部的辩护者说，要使统治阶级实行果断的自治，再没有比奴隶制更好的了，因为奴隶制在主仆之间的关系上最少政府的干预。他们把这称作放任主义的最明显不过的优点。但是，南部的奴隶制也有其若干与众不同之处，使它的法律比其他一些奴隶社会的法律甚至更为不成文，因而也甚至更为严格。

南部奴隶制的第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英国普通法酷爱自由的特点所产生的一种讽刺性的结果。法律思想上的这种意想不到的曲折，说来也真叫人惊奇。英国的律师长期以来一直对他们的普通法偏爱自由这一点大肆吹嘘：一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只能假设他是无辜的；他的家是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他的个人权利是神圣的；除非有法律和宪法根据，除非遵循专门的程序，他的自由是不受侵犯的。

几个世纪以来，这种精神的典型表现，就是英国的法律拒绝承认奴隶制度。至少，早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法官们在否认主人有权鞭打从俄国带来的奴隶时，就已作出决议：英国的空气纯净，非奴隶所可呼吸。因此，在向美洲各殖民地首次移民时，英国的法律还不承认奴隶制。

在近代，明确重申这一原则的是曼斯菲尔德勋爵。年，曼斯菲尔德勋爵在伦敦英国高等法院拒绝下令把一个黑人归还其主人，这个主人是根据牙买加法律把这个黑人作为奴隶占有，并把他带到英国来的。曼斯菲尔德宣称：奴隶制的状况令人作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支持这种制度。英国的法律没有提供这种支持。

这种酷爱自由的精神的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是，当奴隶制在英帝国发展起来时，却没有任何适用于这种制度的公认的法律条文。对黑人来说，这一点是最不幸的，因为它使黑人毫无保护。英国法律赞成自由的强有力的立场，在英国是一件幸事，但对美洲黑人却是一个祸根。

例如，在英属西印度群岛，一些法院竟作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既然各殖民地都采用英国的普通法，而英国又是不存在黑人奴隶制的，所以在普通法中必然不可能有关于奴隶制的条款，因此，主人的权力在有立法予以限制之前是绝对的。

这个结论只经过了一些小小的修改，就成了美国南部的压倒一切的法律原则。美洲的奴隶与其他任何地方的文明人比较起来，他们的法律权利更少，受到法律条文的保护也更少。

在新世界的其他地方，例如在西班牙和法国的殖民地，奴隶的法律权利从来不是这样少得可怜。由于奴隶制在西班牙历史悠久，西班牙殖民者有了一部现成的奴隶法典。十三世纪卡斯提尔和莱昂的国王，博学的阿丰索，编纂了法律，西班牙移民把这些法律带往殖民地。

这些法律规定奴隶结婚需要经过什么手续，奴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得财产和赎身，还有一些针对残暴的主人的规章和关于奴隶取得解放的方式。这样，奴隶就有了一种受到法律保护的地位和许多明确规定的权利。奴隶的服役期是由法律规定的；毫无疑问，他在法律上是一个人。

天主教拒绝承认在上帝眼中黑人低人一等，因而这一法律原则得到了加强。人们努力用基督教的真理来教育黑人，帮助他为受洗做准备，确保他能参加弥撒——使他加入教会。教会和国家一样，对主人和奴隶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因此，在西班牙各殖民地，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力在法律上显然不可能是绝对的。奴隶制只是另一种雇用形式，和所有其他雇用形式一样，受教会法令和民法的管理。西班牙的法制史表明，奴隶制的若干细节可以改变，奴隶可以在不使主人丧失奴隶劳动所有权的情况下，得到额外的权利。

然而，美国南部的条件，促使那里的奴隶制具有一种为现代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绝对性和法律上的简单性。南部的立法机关和法院，倾向于把奴隶变成一种毫无权利的财产。新到的南部移民，对于怎样去对待从未见诸英国法律的一种制度，缺乏思想准备。他们没有继承法国法律上的那种必要的细微差别，而是按他们自己的理解，运用了人与财产的这一天然区分。

美国南部法律规定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

有了如此简单的一种选择，南部的法律决定把奴隶归入财产一类。唯一有趣的问题似乎是：奴隶究竟应该归入不动产（如土地）呢，还是应该归入动产（如牲口或家具）？尽管南部各州的法律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全都认为奴隶具有这两种财产的某些法律属性。

另一个历史的偶然性，助长了南部这种灾难性的过分简单化。根据全世界通用的罗马法（西班牙的法律是其中一部分），属于许多不同种族的人都可能沦为奴隶。但在英属北美洲，除了偶尔对北美洲印第安人的奴役，沦为奴隶的就只有黑人了。种族不同与沦为奴隶成为一码事，这在西方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

于是，美国南部人开始认为，只要种族不同，就足以证明奴隶制是合理的。复杂的古代法律，是为一个由于战争或贫穷而可能使任何人沦为奴隶的世界准备的，这种法律似乎是多余的，毫不相干的。卡尔霍恩说：

麻烦在于种族的差异。结果这两个种族界限划得如此分明，同时又由于习惯和教育的力量而相去如此遥远。并且他们在各蓄奴州的人数几乎完全相等，因此白人和黑人决不可能在现存关系以外，按照任何别的关系共同生活在一起。

既然白人和黑人的区别就是自由与奴役的区别，那么，要像罗马法和其他有关奴隶制的法律那样对权利作法律上的分等，似乎就更加没有必要了。尽管有大批的人血统混杂，但南部的法令通常只承认黑人奴隶和白人雇主。

由于南部人进一步在生物学和种族理论中找到了他们为奴隶制辩护的理由，他们放弃了希腊哲学和罗马法视为神圣的那些基本原则。这样，他们也就不知不觉地把他们的特有制度建立在最卑鄙的基本原则上。

在殖民地时代主宰南部宗教感情的英国圣公会，参与了这种异乎寻常的过分简单化的做法。由于不了解古罗马的风俗习惯，由于不了解罗马天主教处理奴隶制和非欧洲民族问题的老练手法，英国的教士任由宗教去证明南部奴隶制的绝对性。英国圣公会只是逐步才承认黑人是可以受洗的人。

如果奴隶不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婚礼就不可能是一种圣礼，因此也就不需要任何法律的认可。由于对奴隶起义和黑人人口增长的担心越来越大，教会常常默许普遍禁止对黑人进行教育，或禁止黑人集会。对南部的奴隶主来说，他们的特有制度似乎必须以不变应万变，一切以自身的利益为指归。

美国南部很少有关于奴隶权利的法律

关于南部奴隶的法律少得可怜，这是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事实。只有很少几条关于描述奴隶隶属关系和限定奴隶权利的法规。南部的殖民地居民为了凭空制定一部奴隶法典而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们制定出来的也只是一些临时规章。

能够称得上全面的奴隶法典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比得上给予奴隶和西班牙帝国其他臣民以保护的西班牙法律的东西，也是不存在的。南部人在惶惶不安之中，不时通过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压制性的立法，但是总的来说，关于奴隶的法律仍然很少——也许是一个现代社会用来管理它的劳动力和它的最重要财产的数量最少的成文法。

几乎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南部出版的关于奴隶制的法律书籍也少得可怜。当然，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南部的律师、法官、布道士、医生和政客们，为了替奴隶制辩护，滔滔不绝地发表了许多谈话。他们说，奴隶制在人性、生物学、神学和《圣经》中都可找到根据，奴隶制得到普通法和联邦宪法的永久保护。

然而，他们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有关奴隶制的普通法律的论文。除了极少的几个例外，专门的法律书籍都来自北部。年，美国奴隶制法律的主要论文《美国的自由和奴役的法律》的作者约翰·科德曼就是美国波士顿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受过教育，分别在波士顿和纽约度过了他的活跃的一生。

有几个北部人，如费城的乔治·M·斯特劳德和纽约市的威廉·古德尔，以法律论文的形式写过一些废奴主义的小册子。还有其他一些人，如纽约的雅可布·D·惠勒，虽然没有要做改革家的企图，但也编纂了一些法律决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样重要的问题，南部律师的著作竟是如此之少。

年，美国佐治亚州的托马斯·R·R·科布的《黑人奴隶制法律之研究》是南部的一篇内容最详细、学术水平最高的法律论文。科布提醒说：部分由于自然法，部分由于明文规定，而更有效的是由于文明的影响和基督教的教化，这里的奴隶制又大为不同，因此，要想纯粹从法律上去追溯许多起保护作用的樊篱，常是很困难的，而否认这些樊篱的存在，又会使开明舆论感到震惊。

正如约翰·贝尔顿·奥尼尔法官和南部的其他一些杰出人士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关于奴隶制的第一个法律，是主人对奴隶的仁慈的法律……奴隶制成了一种家庭关系，在感情方面，仅次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甚至一些怀有敌意的观察家也指出，见诸文字的严厉的法律，并没有严格地、经常地执行。有许多法律是在惊恐或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时候通过的，随后就束之高阁，仅仅为了防患未然而已。

然而，无可否认，法律条文和实际做法之间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对奴隶的法律上的限制是十分严格的，北部的一个旅行者在年指出，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南部人正确地争论，废奴主义者在法律书籍上读到的东西，并不完全符合南部的实际情况。

我们已经注意到，奴隶主对执行禁止奴隶宗教集会的法律是眼开眼闭的。这方面还可举出其他许多例子。规定建立巡逻制度，由当地民兵管制奴隶行动的法律是明白而又严格的，但在风平浪静的年代，这些法律的执行是马马虎虎的。

法院里的法官指示巡逻队对于略有违反严格的法律条文的无害的过犯，可以予以宽容。法律通常禁止奴隶做生意，禁止奴隶获得马匹、船只、火器或其他可以用来帮助逃跑和暴动的东西。

但是，为了使奴隶能够更好地为他们的主人服务，或从事有用的职业，谁都不会去理会这些法律。有许多法律禁止教奴隶读书写字；为人普遍仿效的南卡罗来纳的法律，早在年就已作出规定，如违犯此项法令，每次罚款一百镑。为了对废奴主义文献的威胁作斗争，这方面的法律处罚多起来了，这方面的立法也增加了。

但在年，一个对奴隶制抱敌视态度的苏格兰旅行者报道说：在里士满，几乎每一个奴隶儿童都在学习识字；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有二三十个黑人在教他们的奴隶伙伴识字，每月挣一个美元；黑人就在白人旅馆的走廊里接受教育。

科布在他的《黑人奴隶制法律之研究》一书中说：黑人不能签订契约这一点扩大到了婚约，因此，在奴隶之间没有公认的合法的婚姻关系。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事实与规定也是大不相同的。奴隶婚姻通过许多办法，最后还是得到了承认。奴隶的婚礼由黑人布道士或白人布道士主持，有时还在婚礼后举行宴会，接受主人和其他人的礼物，这种事是习见不鲜的。

结束语

综上所述，美国南部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不成文法的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度是使南部社会得以存在并使南部制度健全有效的手段。正是由于这种奴隶制是不成文法的，它就似乎更加不可改变。这种不成文法不仅起了管理作用，它还对南部实行专制统治。

除了现代的极权主义国家外，这样异想天开、随心所欲、无法预言地运用法律规章，大概是空前绝后的。虽然为自己辩护的南部人强调指出，这样做可以使奴隶的状况得到改善，但事实上，这种背离法律条文的奴隶制，常常使奴隶的状况变得比法律所能容许的更糟。

在一个对其奴隶制的基本原则大肆吹嘘的社会里，这个古怪的事实部分可以用另一个古怪的事实来解释，即法律条文和实际作法的不一致。为这一特有制度辩护的南部人几乎无法否认，写在书上的那些法律条文看上去是十分严厉的。但是南部人实际生活中的法律，南部人无时或忘的法律，不是写在书上的。南部的寥寥无几的法律论文也警告人们，不要把那些法规误认为就是对南部生活方式的准确描述。

参考文献：

《美国史》

《美国奴隶制》

约翰·科德曼《美国的自由和奴役的法律》

托马斯·R·R·科布《黑人奴隶制法律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