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刻，只要不是西蒙，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任何人都会显得出其不意，令人恼火。罗丝可以预料即将到来的是什么。所有那些属于生活的，平凡的喜悦、慰藉和消遣都将被裹成一卷，搁到一边；那些从美食里，从丁香下，从音乐间，从入夜的隆隆雷声中获得的快乐，都将消失了。没有什么不会对西蒙缴械投降，没有什么不会带来剧痛和痉挛。精心准备，是对落空的邀约。在黑暗中在雨中，等了一小时又一小时的她，可以看到会发生什么。她会等上一整个周末，用借口筑城防御着，因怀疑备受折磨着，绝不出门，以防电话会打进来。到了周一回去上班，还眩晕着，又被真实的尘世稍稍抚慰了，她会鼓起勇气给他写一张字条，托给他所在的古典文学系。而那时她会担心：会显得太漫不经心了吗，提到其他安排的话？但如果不提的话，不会显得太纠缠和磨人了吗？她所有的自信，她的洒脱，都会泄漏殆尽，但她会努力掩饰着。然后是进一步的等待，与此相比，周末也不过是一场非正式的试行，一次无计划的引进，针对未来严肃的，普遍的，痛苦的习以为常。打开信箱拿出信件却不看一眼，不到五点整不肯离开学校，拿靠垫盖住电话机来把它排除在视线之外，假装不在乎。盯着水壶想入非非。坐到夜深，自斟自饮，对这场愚蠢始终不能厌倦到放弃的地步，因为这场等待总还是被那么盎然的幻想点缀着，那么可信的对他动机的辩护。这一切在某一刻，会足够让她决定相信，他一定是病倒了，不然他绝不会对她弃之不顾的。医院，询问他的病情，却被告知他并不是那里的患者。那之后会有一天，她来到学校的图书馆，医院的报纸，翻遍讣闻栏来看他是不是有可能突然离世了。然后，终于屈服，手脚冰凉而颤抖，她会往他的学校打去电话。他办公室的女助理会说他已经走了。去了欧洲，去了加利福尼亚；他仅仅来任教一个学期。去参加野营，去结婚。最好现在就放掉他。可是经过电话机时她把手搭在上面，可能是为了看它是否还温热，或是为了怂恿它什么。她几乎整个周末没睡，喝着酒，不多，但是一直在喝。我一点也不要忍受那些，她说出声，非常严肃地，强调着，一边给车打火。她想起有多少疯狂的信她曾写过啊，多少夸张的借口她曾染指，必须离开一个地方，或是害怕离开一个地方，因为某个人。没有人了解她愚蠢到何种程度，认识了她二十年的朋友也不知道哪怕半数的，那些她曾踏上的逃离，那些她曾挥霍的金钱，那些她曾承担的风险。她能干并且愉快，她记得要做什么，而谁又能猜到怎样的难堪，怎样的回忆里的难堪，预想，在她的脑海里敲打着？最难堪的莫过于希望而已，起初还欺骗性地蛰伏着，狡猾地粉饰着，但撑不了多久。不出一周，它就叮叮当当叽叽喳喳地在天堂门前唱起歌来。甚至直到现在它还忙碌着，告诉她西蒙可能就在这一刻转进她的车道上，可能就在这一刻站在她的门前，双手交握，祈祷着，嘲弄着，连连道歉。对不起。对着一个身着豹纹，浪荡的不值得的女孩，说着他的故事。或者——更糟糕，更加糟糕的是——对着一个穿着宽衬衫，文雅的长发女孩，她迟早会牵着他的手，走过一扇门，去往一个房间或是去看一片风景，罗丝却无法跟随。是，可难道就没有一丝可能性，那些都不会发生，难道就没有一点可能，一切都是善意，都是养料，都是暮春的夜晚薄雾哼唱的歌谣？在第一个周末，没能现身，或是来电，可能仅仅只代表了不同的日程而已，与不详的预兆了无干系。这样想着，她减了速，甚至开始寻找可以掉头的路口。而她没有这么做，她提了速，想着她要再开远一些，来保证自己的清醒。她独坐在厨房里的样子，关于失去的印象，再一次浇遍了她。而就是这样，后退再前进，仿佛车尾被什么磁力牵制住了一般，它衰弱又加强，衰弱然后又加强，但那股力量始终没有强大到足以让她掉头，这样过了不久她几乎只是单纯地好奇着，把这力量看作一份实体的存在，想知道它是否会随着她的驶离而削弱，是否会在远处的某一点放过她，她是否会挣脱，是否会在摆脱它的范围时，认出那一刻。并不能说她真的指望西蒙会在那，只是似乎她并没有排除这份可能性。那股力量的确削弱了，随着距离。不过那么简单。她想着爱是怎样地，将整个世界为你移开了，而且不论是爱一帆风顺，还是爱千难万险时，都一样确信无疑。这本不该，也并不是，让她出乎意料的。出乎意料的在于，她那么想要，那么要求，一切都顺遂她的心意，厚重而明显，就像盛冰淇淋的碗碟，所以似乎对她而言，她所拼命逃离的，未必只有那些失望，那些丧失，那些瓦解，还有那些恰恰相反的东西：对爱的庆祝和惊愕，令人眼花缭乱的改变。即便那是安全的，她也不能接受它。不管怎样你总会被夺去什么——一个秘密的平衡弹簧，一颗干燥的诚实的核。她这么想。——飒木翻译自爱丽丝·门罗《西蒙的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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