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勇是我认识多年的老朋友，是长沙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任职时间最长的“元老”。二十多年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直为长沙市财政投资评审事业的发展，默默奉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青春年华。在祖国母亲六十八年华诞之际，足不出户，加班加点，把自己对国学的独特理解与深层研究，整理成书稿，用勤奋，用汗水，用心灵，诠释对祖国母亲最赤诚、最真挚的爱恋，让我肃然起敬，钦佩至极。从他的身上，我真正读懂了爱国的含义。那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无悔地奉献，从不图名，从不求利；在工作之余，不断地提升自己，净化心灵，从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中汲取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著名诗人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说："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就是无数炎黄子孙对祖国母亲最深层的爱恋！

国学大讲堂笔记

——我的国学漫谈

作者：曾先勇

作者单位：长沙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前言

我的“国学大讲堂笔记”，不是针对参加某特定的大讲堂学习所做的笔记，而是在断断续续的学习过程中累积总结的一些零散随笔。现在把它做一个整理，算是对一段时期以来对学习国学知识的一个自我总结，也可说是我的一次国学漫谈。

一、　　我对国学概念的理解

但凡上过各种形式的“国学大讲堂”讲学或发表过文章的专家们都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对国学的定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各做各的理解了。按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观点，我对国学概念的理解是：“硬件国学”与“软件国学”、“小国学”与“大国学”、“西学”与东方中国之“国学”、从《隋书-经籍志》与《四库全书》角度来理解“国学”。理由分列于后：

1、“硬件国学”与“软件国学”

“硬件国学”——就是由国家举办的教育机构。我暂且将这样的国学称为“硬件国学”。据文献《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之舞。”这里的“国学”就是指国家的一种教育机构，也是“国学”一词的最早记录。这便是我所暂定说的“硬件国学”。

“软件国学”——就是指我国传统文化的集合。相对于实体教育机构的“硬件国学”而言，这就算是“软件国学”。

2、“小国学”与“大国学”

“小国学”——《现代汉语词典》对“国学”一词的解释是：“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就是人们一般常说的“传统国学”。认同这一说法的人比较多。

“传统国学”又分为小国学圈与大国学圈。小国学圈仅仅限于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大国学圈则囊括五术（山、医、卜、命、相）、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诸子百家之说。

由于“传统国学”强调的是专指“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我暂且将其称作是“小国学”。

“大国学”——《辞海》对“国学”一词的解释是：“中国学术的简称。”这里所说的就不局限于“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而是将“我国现代文化”也包括进来了。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就是提倡“大国学”的典型代表。

年3月，国宝级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医院接受采访，他老人家高瞻远瞩的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他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因此我想，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即：凡中华民族之学皆可称为“国学”。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大国学论，有利于中华大民族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有利于五千年来积累的的民族文化大整合，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文化向心力！有利于中华民族大团结。（董斌《何谓“大国学”及其宗旨和意义？》）

3、“西学”与东方中国之“国学”

“西学”与东方中国之“国学”：这个就很好理解了。《辞海》解释：“国学”相对于“西学”而言，其名兴起于民国初年，初与“国故”并用。如：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又作《国学概论》讲演。后学术界约定俗成使用此名。

4、从《隋书-经籍志》与《四库全书》角度来理解“国学”

《隋书-经籍志》——隋代图书分类名称，确定经、史、子、集的名称和顺序，沿用至今。

《四库全书》——丛书名；清代图书分类名称，全称《钦定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乾隆三十八年（年），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多位高官、学者编撰，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的丛书。《四库全书》共收书余种，7.93万余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隋书-经籍志》与《四库全书》的区别对比如下：

第一、　　经部：收集儒家经典及小学类著作。

?　　《隋书-经籍志》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谶纬、小学十类。

?　　《四库全书》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

第二、　　史部：收集各种题材的历史著作。

?　　《隋书-经籍志》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十三类：。

?　　清修《四库全书》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

第三、　　子部：收集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的著作

?　　《隋书-经籍志》分为十四类：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历数、五行、医方。

?　　清修《四库全书》分为十四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

第四、　　集部：收集历代作家个人或多人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诗文评论、戏曲等著作。

?　　《隋书-经籍志》分为三类：楚辞、别集、总集。

?　　清修《四库全书》分为五类：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

二、　　探源国学的诸子百家

公元前5世纪到3世纪，我国出现了很多的学派，被称为“百家”。

第一个对“百家”试行分类是司马迁(公元前-约公元前86)的父亲司马谈，他的《论六家要旨》将当时的六个主要学派分别取名为：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

第二个对“百家”试行分类的历史学家是刘歆（约公元前46-公元23）。他和他的父亲刘向一起，校对整理皇家图书。他把整理结果写成附有说明的分类书目，名为《七略》，后来班固（公元23-92）用它作为《汉书-艺文志》的基础。从《艺文志》可以得知，刘歆将“诸子百家”分为十个主要派别，称为“十家”。其中：六家与司马谈列举的相同，另外四家是：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刘歆的“十家”分类与司马谈的“六家”分类相比有所前进。但更大的意义在于：刘歆开启了系统地追溯各家历史起源的先河。后来的学者章学诚（-）、章炳麟（-）继承并大大发挥了刘歆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周朝前期，政府官吏和当时的封建诸侯一样，也是世袭的，因而当时只有“官学”（这里的“官学”就是前面我以为的“硬件国学”）没有“私学”。“百家”起源于周朝后期，因王室丧失了权力，政府各部门的官吏“下岗”，流落各地，自谋职业，于是便形成了“一人一家”、“诸子百家”的局面。

根据刘歆追溯各家历史起源的理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12.04~.11.26)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对司马谈的“六家”进一步明确起源为：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

我最近一次参加由上级单位组织的《国学大讲堂》学习，主讲人讲的“国学六家”是：“儒、道、墨、兵、法、释。”这与司马谈的“六家”相比，其中：“儒、道、墨、法”四家相同，二家不相同；这里的二家为“兵、释”，司马谈的另二家为“阴阳家、名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或许是历史演变的结果。特别对于“释家”而言，佛教是外国传来的学派，到了唐代才达鼎盛，司马谈时代即是有了佛教的传入也还没有成为主流派别。可见，传统主流派别也是随着历史时代的不同而在变化着的。

为了对以上所说的各家有一个比较了解，将其简述于下：

1、儒家——（儒家有多种解读）

“儒”字的字义是“文士”或学者，泛指传授古代典籍的教师，他们是古代文代遗产的保护者。儒家的核心思想：仁、义、忠信、孝悌、中庸。孔子是这一学派的领袖人物。但“儒”字不限于指孔子学派的人，它的含义要广泛些。如果还在将“儒家”与“孔子学派”划等号的，现在确实要改变一下认识观念才行了。

这一名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

荀子：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

司马谈：夫儒者以六艺为法。

班固《汉书?艺文志》（引刘歆的《七略》）：“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等著作中把儒分为三类：一类是广义的儒，即“达名”之儒，指术士而言；一类是狭义的儒，即“私名”之儒，指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而言；介乎这两回者之间的是“类名”之儒，也就是从事礼乐教化的儒。

胡适在《说儒》中对儒家的解读：在孔子之前，“儒”早已存在。《论语》中孔子告诫他的弟子们说：“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他在这里视“儒”字为当然，这说明当时这个“儒”已是通用的名词，所以他才用它来告诫弟子。

胡适认为“儒”似乎是一种社会阶层，介于统治阶层与贫民阶层之间，比较有知识，凭知识服务于社会。老子、孔子都是这个社会阶层的人物。在礼仪场合，他们都是主持人或祭师。但老子的哲学思想是一种消极的、虚无的、不争的和主张无为而治的；这可能代表儒家那种宽容不争、懦弱的儒。而孔子宣扬一种以“性相近，习相远”为基础的积极的教育思想，坚持“有教无类”的为大众服务；因而使他变成为了最伟大的教育家。

徐中舒：儒在殷商时代就已存在了，甲骨文中做需字，即原始的儒字。

需在甲骨文中像沐浴濡身，濡应是儒字的本义。汉衡方碑《少以濡术》即以濡作为儒的形声字，可见东汉时的人还知道儒的本义为濡。沐浴濡身本来是人之常事，为什么会成为儒家的专名呢？原来的儒为人相礼，祭祖事神，办丧事，都必须经常斋戒。礼记甲骨文中儒字本义为濡，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历史事实：儒家的起源决不是班固所说的“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专门替殷商奴隶主贵族祭祖事神，办丧事，当司仪的那一批人，才算是最早的儒家。（《甲骨文所见的儒》四川大学学报年第四期）。

有观点认为：儒家重义轻利，重官轻商，重本抑末，与现代商品经济不相适应。之所以有此说法，我想这固然与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有关，但更与一部分“奸商”的不良行为有关。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告诉你：“先做人，后做事。”世上哪有人做好了，而事做不成的道理？现在的管理学，不是有许多的观点都来自《四书》中的儒家思想吗。当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商品经济已远不是以前的“一家一学”的知识所能承担得了了的。只有将各个学科、各种知识综合运用才能更好的服务于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2、道德家——《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此其所长也。”

“道德家”简称“道家”。道家的核心思想是自然天道观。《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强调“道”就是源头，天地万物都是由“道”生出来的。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文化的根底，大抵在道家。”由此可见道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所处的重要地位了。

《论六家要旨》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许多人只讲道家的“无为”，而忽略了其后半部分的“无不为”。要怎样理解道家的“无不为”？我认为道家的“无为”并非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以“有为”作为前提的。例如：某项工作，其任务目标一经确定，“在上位”的领导就不要去干扰“在下位”的员工，放手让“在下位”的员工去干就好了。此时，“在上位”的表现就是“无为”，而“在下位”的表现则是“有为”或“无不为”。“将在外，君命可以不听”也有这个意思。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道家的“无为”是要“君无为”而“臣有为”，是一种君主驾驭臣下的统治之术。

还要特别说明的一点：“道家”与“道教”不是完全一样的。比如：“道家”强调顺其自然的一面；由于人的生、死都是自然的，淡然面对就好了。“道教”有要征服自然的一面；如秦始皇欲求“不死之药”，幻想成为“长生不老”的神仙，这就是受了“道教”影响。

3、阴阳家——《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阴阳家是流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的一种学派。讲的是一种宇宙生成论。它由“阴”、“阳”得名。《史记》称其：“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齐人邹衍是其代表人物。大体而言，邹衍的阴阳家思想表现在将自古以来的数术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并试图进一步的发展，用来建构宇宙图式，以达到解说自然现象的成因及其变化法则。

这里，我有二个疑惑：

其一、《易传》是孔子所做，是研究“阴阳八卦”的基础著作，为什么没有将孔子作为阴阳家学派的创始人呢？

其二、既然阴阳家是致力于研究自然现象的一群科研人才，试想一下：如果汉武帝当时不搞“独尊儒术”，而是在“尊儒术”的同时也尊重研究自然现象的“阴阳家学术”，则我国的自然科学技术只怕早就将人类移居到其他星球去了，那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

4、法家——《汉书?艺文志》：“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

法家的核心思想是：法、术、势；提出富国强兵、以法治国；他们主张政府必须建立在成文法典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儒者强调的道德惯例上。法家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也就是说“法律前面，人人平等。”

5、名家——《汉书?艺文志》：“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

这一家的兴趣在于他们所谓的“名”、“实”之辩。《论六家要旨》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庄子》的《秋水》篇提到名家的一个领袖公孙龙，他说他自己“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意思是他提一些怪论，乐于与人辩论，别人否定的他们偏要肯定，别人肯定的他们偏要否定；以此闻名。

这里，我的又有一个疑惑：既然孔子对“正名”这么重视，为什么没有将孔子列为“名家”学派的呢？

6、墨家——《汉书?艺文志》：“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佑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长也。”

这一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在墨子的领导下，墨家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它的门徒自称“墨者”，所以这一家的名称不是史家新起的。墨家的核心思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共十大主张。

墨子是一个有组织号召力的能工巧匠，也有称他为科学家的，我国近年发射的第一颗量子卫星被命名为“墨子号”，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古代的科学家。

7、纵横家——《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意为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的就称为“纵横家”。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策划谋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苏秦与张仪都是鬼谷子的学生。

8、杂家——《汉书．艺文志》：“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

杂家著作以战国《尸子》、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又因杂家著作皆以道家思想为主，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胡适说：“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

“杂家”这称号，现在基本上说的就是此人没有专业本事，什么都知道一点，但什么都不精通的意思。

9、农家——《汉书．艺文志》：“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此其所长也。”

许行(约公元前-前年)是战国时代农家的代表人物。他依托远古神农氏之言来宣传其主张，奉神农为祖师。由于儒家轻商、农，汉朝中期以后农家迅速衰落。

10、小说家——《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以上是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所载刘歆的“十家”分类，小说家虽然也自成一家，但被视为不入流者，故有“九流十家”之说。

11、兵家——先秦、汉初研究军事理论、军事活动的学派。亦指军事家或用兵的人。如：胜败兵家常事，兵家必争之地。兵家主张运用武力通过战争来达到统一国家的目的。创始人是孙武。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

12、释家——佛教又称释教，世界三大宗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佛教）之一。佛教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对中国来说，佛教是外来宗教学派，但已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有广泛的信众基础。

《西游记》是否给了我们一个误导：佛教是起源于印度，须知此“印度”是指的“古印度”，不完全是现在的这个“印度”，现在的尼泊尔也属“古印度”的一部分。佛教是起源于现在的尼泊尔。尼泊尔是我们中国的友好邻邦，我们有必要区分清楚这个历史事实，即：佛祖的降生地不是在现在的印度，而是在现在的尼泊尔这一历史事实。

中国佛学的建立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就是在历史学家那里也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般的说法，佛教是在东汉时期传入的，但是现在出土的文物证明在东汉之前早就有佛教的存在了。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佛教中有许多宗派。有些宗派规定自己只遵守印度的宗教和哲学传统，而与中国的不发生接触，这样的宗派只能算是“在中国的佛学”。有些宗派是与中国的哲学完全融为一体了，这样的宗派才是“中国的佛学”。

还有一个说法，佛是老子的弟子。依据的是老子出关，“莫知其所终”。于是，有道家中的热心人就此发挥，创作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说老子去了西方，到达印度，教了佛和其他印度人，总共的二十九个弟子。这个说法的意思，佛经是来源于我们中国的《老子》。为什么有这样的故事出现？这主要是因为佛经的教义和道家的哲学思想有其相似的共性造成的。诸如：“有”、“无”、“有为”、“无为”在《佛经》和《道德经》中都是用来表达相同的观念。

南怀瑾的《论语别栽》认为：中国文化的演变发展，大致可分为两大段。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是“诸子百家”，如果把它缩小范围，则是儒、墨、道主要的三家。秦汉以后，特别是到唐代，主流变成了儒、释、道三家了。他认为“儒、释、道”相当于三个大店。

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

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打，百货店也不打，偏要把粮食店打倒。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不吃饭，只吃洋面包，这是我们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毛病。

从南怀瑾先生对这“三大店”的形象比喻可以看出，源于春秋时期的“儒、道等诸子百家”及后来的“佛家”对我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和积极作用。

我们现代人对“诸子百家”的理解，不能单纯和片面去理解，实际上他们之间也是在相互影响中变化着的，我们应当抱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法去认识“诸子百家”。

比如：儒家与道家本来是不分家的，这种分家是西汉司马谈著《论六家要旨》以后的事。中国历史上，每逢变乱的时候，拨乱反正，都属道家思想之功；天下太平了，则用孔孟儒家的思想。

我认为从《论六家要旨》中对“阴阳家”、“名家”的定义来看，这二家或多或少与孔子的《易传》、《论语》是有关联的。因为《易传》也讲阴阳；《论语》对“名”也很重视，如：“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又比如：许多地方的“儒、释、道”三家的寺庙是紧靠一起，比邻而居，说明这三家是有一些共同的价值理念的。

探源国学的“诸子百家”到此为止。

三、　　探讨国学的几个节点

我们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的时代产生了不同的特色文化。按我们建筑专业的术语，我暂且将这些特色文化比喻为“节点”。对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来说，这样的节点是很多的。为了加深对国学知识的了解，我选取了下面几个节点来做一些探讨学习。

1、　　万经之首的《易经》是我国文化的重要起始点

《易经》是一本最古老的书，被称为“群经之首”、“文化之源”；《易经》是控讨“变化”的书，给人以无穷的启迪和思想。相传《易经》为伏羲首创八卦，八八重叠生成六十四卦；周文王承接伏羲八卦，写下卦辞和爻辞；孔子在总结前人知识的基础上为《易经》做了10篇注解，被称为《易经》的“十翼”，又叫《易传》。古人所谓“易历三圣”指的就是伏羲、周文王、孔子三人。

自汉代以来，学习《易经》的人是经、传合并一起念，所以今日所谓的《易经》，包含《易传》在内。此外，还有一个“易学”一词，那就无所不包了，凡研究《易经》的所有学说都可包括在“易学”范畴之内，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学说体系；也是历代以来的学者将《易经》应用到各个领域的结果。如天文、地理、医学、兵法、养生、占卜等，特别是占卜有关的部分更是发展得多姿多彩。

《易经》的内容有“义理”与“象素”两部分。“义理”提醒我们如何做人处事，要由观察自然现象的变化，体验出做人的道理，强调的是德行、能力与智慧。“象数”由卦象与数字的搭配，经由特定的运算程序——占卜，而得出对某一疑惑之事的解答或揭示变代发展趋势。《易经》的占卜所依据的是“有意义的偶然”，要在同时出现的事象中寻找相关线索。表面看起来，总是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语句来引发占问者的心理投射作用来求解问题。正所谓“占卦容易解卦难”一语正好提醒我们：理性思维才是人生的光明大道。学《易经》不能靠神密感觉去迷信，而是需要长期认真用功品味的。

《易经》本身的材料很少，只有六十四个卦，每一卦有一句卦辞，说明此卦的占验(如元亨利贞，利涉大川等)；每爻有一句爻辞，说明此爻的处境与后果（如潜龙勿用，亢龙有悔等）。因此，原始的《易经》包括：六十四卦，六十四句卦辞，三百八十四句爻辞。用今天的印刷方式来印刷，大概只有二三十页。然而，为什么我们平时看到的《易经》却有几百页呢？这是因为加上了易传。

孔子在《论语-述而》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韦编三绝”意为绑扎在竹简边上绳子多次磨损断裂后又更换新的绳子，由此可见孔子的用功之勤。孔子对《易经》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撰述了《易传》。

：乾卦

第一卦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亢龙有悔，盈不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

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

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

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乎。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也，可与几也。知终终也，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而无咎矣。”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

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

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平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

子曰：“贵而无位，高尔无民，贤人在下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起明，与四时合起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惟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

我这里之所以举乾卦一例，一是因为乾卦是易经的第一卦，它给我的启示就是：事物发展都是有规律的、循序渐进的、成长变化的，需要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去面对自然，面对社会。二是我国最高学府之一的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来自于易经的乾卦和坤卦，由于不想篇幅太长，不引用坤卦了。三是我曾经学习易经之时，很虔诚的抽过一卦一爻，很奇特，正是“乾卦的九三”，给我的启示就是：必须小心谨慎的为人做事。

2、　　春秋战国时期是国学文化的第二个重要节点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节点时期，产生了有多种思想激烈碰撞的“诸子百家”（前面已对“诸子百家”进行了描述，在此不多说），最终以建立统一的大秦帝国而结束。现在，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战乱不止，有人将这种现象比喻为现代版的春秋战国。但愿我们拥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中华文化能最终成为世界的主流思想文化之一。

春秋时期，最早的有名有著作的人物就是：老子的《道德经》（也称《老子》）和孔子的《论语》了。

胡适认为《论语》的内容是真实的。《老子》一书或许有后人增加的字句在里面。

——文化公案之一：老子与孔子谁更“老”

胡适等所持观点：“孔子师老聃。”这说明老子（老聃即老子）是孔子的老师，说明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一般而言，老师比学生要年长，也是可以理解的。按此推测：老子与孔子要“老”。

冯友兰等持另一种观点认为：《老子》这部书不是前面所说的老聃这个老子所写，而是后人所作；或许是后面写这部书的人也正好叫老子。但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承认《老子》中的部分观点确是有老聃的思想在里面。

春秋战国时期所形成的文化永远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节点。

3、　　秦始皇的“书同文”是我国文化中的第三个重要节点

禹汤文武之后，经济逐渐起飞。古代的农业社会里便有了脱离生产的“文化工作者”。他们一是在祖先已经创造的少数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再逐渐增加文字的数量，二是逐渐将这些文字美化、复杂化以表示他们的高明和取得的进步。经长期的不断努力和创造，我国文字到东周末期可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论书法艺术之美妙，没有比得上“大篆”的。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批阅公文的竹简数量急速增多，他老人家再要用“漆书”“大篆”来办公，显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一场“书同文”的文字改革势在必行。几经探索，最终代之以书写效率极高的“隶书”（相传隶书为程邈所作。程邈因为得罚入狱，在狱中思考了十年，将大篆、小篆字体改为隶书字体的有三千个字。他将这些上奏给朝庭。秦始皇采纳了他的方案，并且还善待了他。）秦始皇的“书同文”这一空前绝后的的文字改革惠及数百世而不变。两千多年来再无第二次。

胡适先生说：“自哈尔滨向昆明画一直线，三五千公里之内皆说国语！反观欧洲，一山之隔仍有德、法、荷、葡之异。何也？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我们把持了‘形不随音转’的‘方块字’。”由于我们有了统一的“方块字”，教育就容易普及；教育越普及，则民族越团结；民族越团结，则政治统一便越容易推动。

这便是我们中华民族“分久必合”的最大能源，也是维系我们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大统一的最大功臣。

我国的“方块字”与印欧语系“字母字”的比较：

大体来说，原始民族初创文字，多半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印欧语系的第一个字母“A”也是一个形象文字，据说是“牛的头”。中国的“牛”最后变成了“方块字”，成为了中华民族统一的最大功臣。

他们“牛”的形象文字“A”变成了拼音文字——“字母字”。拼音文字，形随音变；而声音的变化则是随时而异、随地而异的。这样就造成了同样26个“拉丁字母”在半个欧洲就拼出了十几种语言。如此看来，要建设一个真正统一的欧洲真是困难重重的。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说：“拼音文字由于字汇之多，所以‘认字’是学习拼音文字的最大麻烦之一。”多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在中文里我们如果认识四五千字，则所有报章杂志便可一览无余。但是如果要想把五磅重星期日的《纽约时报》全部读通，则非认识五万单字不可！五万单字比《康熙字典》上所有的字还要多！”对中国人来说，要把《康熙字典》上字全部认得才能看得懂星期天的报纸，是不可思义的。可是他肯定地说：“朋友，对于拼音文字就是如此啊！”

唐德刚先生是一个中英文双语教育的著名历史学家，虽然我不懂英语，但是，我相信唐德刚先生的这个结论是真实的。

4、　　汉代“道”改“儒”是我国文化的第四个重要节点

汉初的几个皇帝都是奉行道家“无为无不为”的方针，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政策，使秦代因长期战乱而破败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

公元前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约公元前-约前）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因而使汉代的政治由“道”变“儒”铺平了道路，为儒家学派的发展，创造了一家独大的历史机遇。

据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介绍：汉朝继承秦朝政治统一的思想，继续秦朝未竟的事业，就是建立政治与社会的新秩序。董仲舒就是按照这样的意图理论化设计的大理论家。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著名的考试制度，就是从他的时代开始形成的。在这个制度下，进入仕途的各级官员开始不靠出身高贵，不靠财富，而是靠顺利通过一系列定期的政府主持的考试。考试的基础就是董仲舒主张的儒家经典。当然，这些考试在汉朝仍是雏形，在数百年后的隋唐时代才真正普遍实行。

“儒家”的兴起是汉代历史的必然

秦国征服六国，靠的是以“法家”哲学为基础的思想，用这种指导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就是“残酷无情”。秦朝被灭亡后，人们就遣责法家的苛刻，完全不讲仁义道德；于是，法家就变成了秦亡的替罪羊。在诸子百家中与法家距离最远的是道家和儒家，由于反作用思想的缘故，汉初的“黄老之学”十分盛行；这从《论六家要旨》中，大历史学家司马谈为什么对道家的评价最高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大背景来；这也是人们厌恶战乱的自然结果。道家哲学正好符合汉初统治者的需要，他们的政策是“与民休息”，这能使国家尽快恢复元气。到了元气恢复了，道家哲学也就不再适用了，而是需要一个能更进一步搞建设的纲领，统治者们在儒家学说中找到了它。因为，儒家学说既是保守的、同时又是革命的；说它是保守的，就在于它本质上是为贵族服务的哲学；说它是革命的，就在于它给予了这种贵族政治以新的“入世”解释。

刘邦统一全国后，第一个行动就是命令儒者孙叔通为他制定朝仪，而这正是儒家的看家本领。首次试行新的朝仪之后，刘邦满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刘敬叔通列传》）为什么新晋的汉代贵族后来喜欢上了儒家学说，不管他们此时还对儒家的全部思想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单从刘邦对孙叔通为他制定朝仪的满意度就可以得知。

广义的“儒”不仅是思想家，是学者，也是实践者，他们精通古代的文化遗产，致力于精神文化的建设，致力于良好社会秩序的建设，这是别的“家”所不具备的。

因此，可以说“儒家”的兴起是汉代历史的必然。

汉代初期奉行的道家黄老政策，在已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文物中也能体现出来。

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及其家属的墓葬，位于湖南省的长沙市。马王堆汉墓的发现，为研究汉代初期埋葬制度、手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及长沙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号汉墓的彩绘漆棺，色泽如新，棺面漆绘的流云漫卷，形态诡谲的动物和神怪，体态生动，活灵活现，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棺内出土了一具保存多年的完整女尸，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保存时间最长的一具湿尸。

二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其绘制技术及其所标示的位置与现代地图大体近似，先后在美国、日本、波兰等国展出，评价极高，誉为“惊人的发现”。

三号墓出土的10多万字的大批帛书，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资料。帛书的内容涉及古代哲学、历史和科学技术许多方面。经整理，共有28种书籍，12万多字。另外还有几册图籍，大部分都是失传的佚书。

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珍贵文物多件，绝大多数保存完好。其中：甲、乙本《老子》——为我们现在所见最古的版本；

《五星占》——是我国现在发现的最古老的天文书；

《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在发现的最古老医书。

湖南省博物馆于年4月出版了《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这给我们普通读者了解马王堆汉墓的丰富内容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汉代重要著作——《史记》

《史记》是我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汉代的司马迁花了13年的时间所写成的，是所有史书中用时最长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全书共一百三十卷，有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包罗万象，而又融汇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

“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5、　　产生于魏晋时期的骈体文是我国文化的第五个重要节点

骈文是魏晋以来我国产生的一种新式文体，又称骈体文。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被称为骈体。在声韵上，则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由于骈文注重形式技巧，故内容的表达往住受到束缚，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唐以后。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出现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骈文，所以宋代一般又称骈文为四六文。直至现代，骈文仍是一种流行文体，比如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祭祖文就是用这种文体写出来的。

我国文学史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建安文学大多用的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骈体文。

建安文学——东汉末年儒家的正统思想不但已经失去了权威，而且不再成为人们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于是一大批思想家、文学家，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文学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的建安年代，故后世称其为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都是曹操诗歌作品中的名句。

“曹冲称象”和“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学生时代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故事之一。

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总理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周总理的这里用的“相煎何急”与曹植在七步诗中的“相煎何太急？”意境是有很大的相似性的。

与建安文学时期相关或相近的文学巨子名称：

“建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另外，这个时期与曹操战斗了一辈子的诸葛亮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三顾茅庐”、“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空城计”、“亲贤臣，远小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既生瑜，何生亮！”等等，这些都是这位“智慧之神”留给我们的美妙故事。

6、　　隋代的科举考试是我国文化的第六个重要节点

隋代的历史虽然说不长，但他结束了我国“南、北朝”长期的分治局面，实行了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建设了连通南北的大运河；建立了后来延续多年的科举考试。有此三项就足以值得我们国人为隋代感到无比自豪。

7、　　唐代文学是我国文化的第七个重要节点

韩愈的“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是指先秦和汉朝的散文。“古文”这一概念是由韩愈最先提出的，是对魏晋兴起的骈体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由于骈文注重形式技巧，对内容的表达受限太多。于是韩愈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秦汉时期的散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这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应，由此形成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古文运动”。

韩愈（年—年12月25日）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贞元八年（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年），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后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元和十四年（年），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柳宗元（公元年—公元年）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捕蛇者说》。

除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外，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也是古文运动的代表。因此，可以说韩愈的古文运动成就出了“唐宋八大家”。

“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

李白（年-年）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或“大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李白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越女词》、《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杜甫（年-年）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人称为“诗圣”。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白居易（年－年）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唐代也是我国佛学文化最旺盛的朝代，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演义成了后来的古典名著《西游记》。以秦王李世明和少林寺武僧的故事为原型的电影《少林寺》几乎成了中华武术的代名词；其影响力大到让普京总统来我国访问时也要亲临少林寺参观。

8、　　宋代文学是我国文化的第八个重要节点

宋代文学的特点是：名家云集

欧阳修（年－2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

王安石（年－年）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列宁曾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曾巩（年—年）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家。

苏洵（年—年）北宋文学家，擅长于散文，尤其擅长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与《宋史本传》并传于世。与其子苏轼、苏辙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

苏轼（年—年）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苏辙(年-年)北宋文学家、诗人、宰相。嘉佑二年(年)进士。著有《栾城集》等。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年的历史。《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清明上河图》——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主要展品

《清明上河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宽25.2厘米，长.7厘米，绢本设色。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汴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五百多位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数十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九艘。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

东晋　　顾恺之　　《洛神赋图》——北京故宫博物院

唐代　　阎立本　　《步辇图》——北京故宫博物院

唐代　　张萱、周昉　　《唐宫仕女图》　　

《挥扇仕女图》——北京故宫博物院

《虢国夫人游春图》——辽宁省博物馆

《簪花仕女图》——辽宁省博物馆

《宫乐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捣练图》——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唐代　　韩滉　　《五牛图》——北京故宫博物院

五代　　顾闳中　　《韩熙载夜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宋　　王希孟　　《千里江山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北京故宫博物院

元代　　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　　前段《剩山图》浙江博物馆

——后段《无用师卷》台北故宫博物院

明代　　仇英　　《汉宫春晓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代　　郎世宁　　《百骏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湾马英九当政时，在温家宝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前、后段在分离几百年后曾实现了一段时间的联合展览。

9、　　明代小说是我国文化的第九个重要节点

明代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昌盛而正统诗文相对衰微的时期。然而这种力量消长的变化并不表现于诗文数量的减少，而是表现在作品思想和艺术质量的蜕化。从时间上看，明代享国的时间分别大致与唐代和宋代相等，都是约三百年左右；从数量上看，明代诗文作家及作品的数量也远在唐宋之上。仅《千顷堂书目》著录的明人别集就大约有近五千种，《明诗综》收录的诗人也有三千四百多人；然而从质量上看，明代的诗文作家很难找到像李白、杜甫、苏轼那样在诗文方面做出划时代贡献的巨匠，缺乏唐宋诗文作家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

明代升起的宋儒朱熹与八股文

这里有一个关于朱元璋欲与朱熹联宗的一则小故事。

朱熹本是宋朝人，与朱元璋也不是同祖同宗的。据说当年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想要找一个有体面的祖宗，没找到，就想起与朱熹来联宗，后来发现还是不对。于是，朱皇帝就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钦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和标准，并且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因而成就了朱熹在儒家学说中的又一个高峰地位。不管朱元璋欲与朱熹联宗的故事是真是假，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却是历史事实。

由于钦定的考试标准文体是八个部分，考生必须按这个钦定的八个部分来写文章，于是“八股文”出现了。“八股文”只重形式的固化思维方式，最终将中华文化引入了死胡通，这肯定是朱皇帝当初想象不到的。

明代的三大古典文学名著

1)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

作者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

2)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以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

据胡适先生考证：《水浒传》是发源于11世纪一篇描写三十六条好汉的故事。终于由三十六人逐渐演变为一百零八人，从一个短篇逐渐发展成长篇的章回小说。

作者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施耐庵。

明末清初的金圣叹（-）评说：《水浒传》是一部足可以与《左传》、《史记》媲美的杰作。

3)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长篇神魔小说，取材于《大唐西域记》和民间传说、元杂剧。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本名《大唐三藏取经记》)是西游记故事见于说话文字的最早雏形，其中，唐僧就是以玄奘法师为原型的。

作者是明代小说家吴承恩。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三部古典名著虽然我们今天看到它们各有其作者，但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它们都是经过了不知有多少无名作者的贡献才成就的，也可以说它们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0、　　清代文学是我国文化的第十个重要节点

清代统治者是东北的满族，一个小数民族为什么能治理好大中华民族呢？这主要的一个原因便是，他们入关后能与时俱进很快的接受汉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叫范文程的汉族人起了关键作用。

——范文程(-)，辽东沈阳人。少好读书，于万历四十三年(年)在沈阳县学考取了秀才，时年18岁。万历四十六年(年)，后金八旗军攻下抚顺，范文程与兄范文寀主动求见努尔哈赤，成为清朝开国元勋之一。清太宗时期，他深受倚赖，凡讨伐明朝的策略、策反明朝官员、进攻朝鲜、抚定蒙古、国家制度的建设等等，他都参与决策，清朝开国时的规章制度大多出自其手，被视为文臣之首。康熙五年(年)，范文程去世，终年70岁。康熙亲撰祭文，并亲笔书写“元辅高风”四个字，作为对他的最高评价。

《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是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奉康熙圣旨编撰的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汉字辞书，它是在明朝《字汇》、《正字通》两书的基础上加以增订的。该书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历时六年，因此书名叫《康熙字典》。《康熙字典》由总纂官张玉书、陈廷敬主持，修纂官凌绍霄、史夔、周起渭、陈世儒等合力完成。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字典全书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个)，为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四库全书》是清代的留给我们的富贵文化财富。但由于清代有“文字狱”思想的缘故，在编纂过程中，凡前代有不合清朝观点的文章都被删除或改动了，这对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来说也是一大损失。

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作品，作为一部成书于清朝中期的文学作品，该书系统总结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制度，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这些理想和主张正是当时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

关于《红楼梦》的作者，现在一般说法是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作的，后四十回是高鹗作的。据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页）

作者曹雪芹出身于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

胡适：曹雪芹的一家四代共做过58年的“江宁织造”，是典型的富贵之家。到曹雪芹这一代，因故没落。读《红楼梦》必须先了解那五十多年的背景，然后才能谈了解这部小说。

《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是清人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年)选定的古代散文选本。二吴均是浙江绍兴人，长期设馆授徒。起初，他们只是为给童子讲授古文编了一些讲义。后来逐年讲授，对古文的见解越来越深，讲义越编越精，以致“好事者手录”而去，“乡先生”读后有“观止”之叹，劝他们“付之剞劂以公之于世”。这样，他们才“辑平日之所课业者若干首”为一书。书稿编好后，即寄往归化(今呼和浩特市)请吴兴祚审阅。兴祚官至两广总督，时任汉军副都统。他“披阅数过”，以为此书于初学古文者大为有益，便于康熙三十四年(年)端午节为书做序，且“亟命付诸梨枣”。这样就有了《古文观止》最早的刻本。

《古文辞类纂》

《古文辞类纂》清代姚鼐选编。所选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之作为主；其前选入战国、秦汉的部分作品，其后选入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櫆的作品，中间选入少数元结、李翱、张载、晁补之的作品。魏晋六朝之作，只在辞赋类中选晋代张华、刘伶、陶渊明、鲍照的赋各1篇，潘岳的赋3篇，在颂赞类中选晋袁宏的赞1篇。全书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13类，文约篇，合为74卷。卷首《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的特点和源流。书成于乾隆四十四年()，是代表“桐城派”散文观点的一部选本，曾颇流行。

《经史百家杂钞》

曾国藩编纂的一部古文精华集，共二十六卷。全书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

毛主席在给他的同学萧子升的信中有对《经史百家杂钞》的评价：“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古文辞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毛主席之所以看中《经史百家杂钞》，说它比《古文辞类纂》好，是因为毛主席和曾国藩二人既是大文章家又是政治家，他们不仅仅着眼于辞章，更以一种政治家的眼光来取舍二书。而姚鼐则只有辞章家的眼光。

可以说《经史百家杂钞》就是曾国藩编纂的一部“古文观止”。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增加的文化名词

从年到年，我们的文化中又多了一些这样的名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湘军”、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洋务运动”、“北洋水师”、“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火烧园明园”、“废科举”、“辛亥革命”等等。这既是清代留给我们的历史，更是整个封建时代留给我们的不能遗忘的历史文化。

11、　　“白话文”是我国文化的第十一个重要节点

“口语”和“文学”不一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

民国初期的教育部成立了一个“国语统一筹备会”，希望能建立一个在学校教学和文学写作都可适用的“标准国语”，从而解决“语文不一致”的问题。“国语统一筹备会”里聚集了一批文学改革家，后来胡适也被聘为专家之一。他们将如何确定“标准”作为重点，想以“标准”来推广“国语”，最终达到“语文一致”的目的。但是，胡适发现他们遇到了一个“标准国语”到底在哪里的苦恼。胡适认为：“我们不可能先有‘标准’，然后才有‘国语’；相反的是先有‘国语文学’，其后才会产生‘标准国语’。”他认为所谓的“标准国语”必须去用这种语言所写的第一流的文学里面找。而第一流的文学在哪里呢？他想到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巨著。他认为：“这些著作它们早已把国语的标准订好了，只是人们还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而已；我们只要有勇气，就可以使用它。”后来，事实证明他的这个想法是完全正确的。一石激千层浪，到两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总共约有四百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的。于是，政府发布规定：年以后，全国所有的小学教材都要以国语（白话）为准。这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取得的最成功、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

胡适后来说：“当我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策划这项运动时，我想总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会有相当的结果；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

——唐德刚关于“白话文”的反思：

胡适的学生、著名双语历史学家唐德刚在“五四”运动后的六十周年（年）对白话文运动是否真正取得了成功有一个反思：“舍简洁而噜苏，那算得是‘进步’或‘现代化’吗？”他认为当时的“报纸文”更“简洁”，而胡适的“白话文”是“噜苏”的。

“报纸文”是梁启超年在长沙办报时首创，采用适合报纸媒体发表的半文半白的文体形式，取得了民众广泛的认可。

唐德刚还说他曾与胡适有过一次下面的对话：

胡适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唐德刚说：“毛泽东之所以‘写得最好’的原因便是因为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你这位胡老师的指导。”

可见，在唐德刚看来，他这个胡老师开创的“白话文”还是有一些缺陷的。

——胡适关于对“国故”文章整理的标准：

1、文中一定要用标点符号；

2、正文一定要分节分段；

3、正文之前一定要有一篇对该书历史的导言。

胡适第一部使用标点符号整理的小说是《儒林外史》。胡适说：“当这本书在年出版时，竟然一纸风行，深为老幼读者所喜爱。”

——胡适关于白话文改革的一篇重要文章：《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写于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年1月在《新青年》发表，得到了陈独秀、钱玄同两位北大教授的积极支持。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一场极大的反应。白话文改革的序幕就此拉开。

《文学改良刍议》的八条建议（全文略）：

一、　　须言之有物。

二、　　不摹仿古人。

三、　　须讲求文法。

四、　　不作无病呻吟。

五、　　务去烂调套语。

六、　　不用典。

七、　　不讲对仗。

八、　　不避俗字俗语。

12、　　湖湘文化是对中华文化有独特贡献的一支

谈湖湘文化首先要从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谈起。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中的炎帝、舜帝的灵寝都是在湖南的，炎帝陵位于湖南的炎陵县，舜帝陵位于湖南宁远的九嶷山，这二个是举世公认的。还有一个战神蚩尤，位于新化、安化的梅山一带就是他的故里，知道这个的人还不多。也许有人对新化在打造“蚩尤故里”，认为不可信，其实这还真是由历代传承的苗族人的“蚩尤屋场”、“蚩尤坪”等古地名遗址经过专家们的论证得出来的。这三个人文始祖都钟情于湖湘大地，足以证明三湘大地自古就是人杰地灵的宝地。

还有宁乡碳河里出土的“四羊方尊”，桃源县漆家河出土的“皿天罍”，这二件宝物我曾有幸在博物馆一睹它们的真容，对几千年前的古人能有如此高的技术真是不可思义。它们都是国宝级文物，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不论它们是否产于湖南本地，都是湖南古老文化历史的有力证据。

从龙山里耶的秦简，到新化紫鹊界的秦人梯田，证明湖南人早就有了先进的农耕文化。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一直是湖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走马楼的竹简成就了长沙简牍博物馆的建设，还有几处已出土和还未发掘的长沙王墓，它们共同见证的是长沙城古老的历史文化。

为了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由汩罗江兴起的龙舟文化已传到了世界上的许多国家。

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毛主席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无不体现出了湖南人的“霸得蛮”英雄志气！我认为这就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之所在。

仅管湖南是一块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的宝地，但湖湘文化在全国的雄起，还得从清代的曾国藩说起。

毛泽东评价曾国藩：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梁启超评价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

左宗棠评价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清史稿》评价曾国藩：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太平天国头领之一的石达开评价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从以上名人对曾国藩的评价，可以看出无论是与他同时代的人，还是不同时代的人；无论是代表清政府意见的《清史稿》还是与其敌对一方的太平天国头领之一的石达开都给予他高度评价。

梁启超说曾国藩是一个“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我认为这是对他的最好评价，因为湖湘文化的兴起确实与曾国藩的这“三立”有密切的关系。“立德”表现在：他培养造就出了一大批人才，特别是湖南的人才从他之后便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立功”不光表现在他是“清朝的中兴之臣”，更在于他深知“师夷长技”的重要性，排除阻力办“洋务运动”，从此开启了我国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大门。“立言”表现在给后人留下了多万字的《曾国藩全集》，这还不包括他所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成为最多产的文人。

到了现代，以毛主席为首的一大批湖南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更是举世公认的，在此就不一一述说了。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据传，这是湘潭人王闿运曾到江浙一带讲学，当地人为试他的才学高低，故意探问他的学问，他随口而出的联语。虽说有点夸张，但用它来说明湖湘文化对中华文化有独特的贡献一面，我认为还是很恰当的。

四、　　国学知识圈到底有多大

我国的国学知识圈到底有多大？以前对国学一词不了解的时候我也曾有过这么一个问号在心里，现在算是弄明白了。

二千多年前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他这话的意思是：“儒家是以‘六艺’为根本，而‘六艺’传下来经书要以成千上万的数字来计算，哪怕你有几世的生命也是不能学完的。”这只是他对当时的儒家一家的知识所做的一个概括。试想一下，“诸子百家”的知识又有多少呢？二千多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又增加了多少呢？我敢肯定：这是没有人搞得清楚了的——这就是我们的“国学知识圈”，用数学概念来说就是“无穷大”、“无极限”了。

五、　　多学一点国学知识

面对如此浩渺的国学海洋，全学是不可能，我只能期望自己再多学一点了。为什么有此期望，来源于一篇文章给我的思考。

最近读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我国一位在印度从事互联网通信行业的职业高管，讲的是印度有可能打败中国的“秘密武器”。这个“秘密武器”不是什么真的武器，而指的所有印度大学生的双学历教育。他说他在印度工作十多年，发现二个特点：其一，美国互联网公司的CEO等高管人才，有一半数是印度人，而中国的工程师只是一些普通研发人员。其二，在印度的大学里，不论学什么专业的学生都必加上一个“MBA”专业（即：“工商管理硕士”专业）才能毕业。而我们中国的大学没有这个要求。他说国内只有二种人才有“MBA”专业的学历。一种是企业高管或创业成功的老板，这种人有条件花高价钱，再到大学里去渡渡金，但这种学历谈不上什么含金量，只是多结识了几个学友而已。另一种是大学专门招收的“MBA”专业的学生，而这种学生不是双学历的，缺乏专业知识。更要紧的是国人还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差距的严重性。他由此得出了一个让我也很有危机感的结论：印度有可能从管理人才的能力比中国人强而打败中国。

其实，我们的国学文化里面不是有比“MBA”里更多、更优秀的案例吗？宋代赵谱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毛主席与朱老总早年用《三国演义》由联络员去作为接头的信物，这都是很好的案例。我认为：学习印度的双学历教育，自然是很好的事。但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条件再去读“MBA”的人来说，多读一点自己的国学文化也是很好的。

后记

我是一个从事建筑工程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对国学知识没有认真学习过。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浪潮，偶尔接触过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并做了一些零零星星的读书笔记。利用这次国庆假期，对这些笔记做一次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知识的贫乏，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掉入了一个国学知识的海洋，上下前后左右，六面八方都找不到靠岸的方向了。好在我本无知，无所畏惧。采取对国学概念“自言自语”；对诸子百家“乱点鸳鸯谱”；对整体国学“断章取义”分节点；上穷碧落下黄泉，终于得知国学知识圈原来是个“无穷大”；有感于再学一点国学知识的意愿，才算厚着脸皮游到这里。

既到此，那还是回头好好的温故一下大讲堂里老师的教导吧：

——季羡林大师的“大国学”概念是：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

记录整理：曾先勇

-10-05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