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黎相宜，女，社会学博士，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华侨华人、侨乡、国际移民；陈送贤，男，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华侨华人研究。

本文选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年第3期（注释略）。论文在已有跨国理论对话的基础上，以牙买加东莞移民为例，从浅层融入、深层区隔与多层跨国实践等方面，探讨了发展中国家间的移民进行多层跨国实践的动力机制及其特征呈现。

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戈里珂·席勒（GlickSchiller）等人提出了“移民跨国主义”的概念，用于理解国际移民领域的新现象与新特征。当前，已有的跨国主义研究主要聚焦于“南—北”移民的跨国实践，且通常讨论的是位于世界体系核心区的移民群体如何将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源，如移民汇款、社会捐赠、经济投资和政治支持等，分散传送到半边缘区与边缘地区，以便更有效地实现自身的社会适应与地位提升。而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移民，即“南—南”移民的快速增长为已有的国际移民与跨国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全球南方”（GlobalSouth）跨国实践图景不再遵循“移居国—祖籍国”的二元分类。虽然发展中国家本身的高速发展为前来的移民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机会，但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保障大多尚不完善，不少移民的基本人身财产安全缺乏保障，所以移民对当地的主流社会文化认同度有限，整体移民意愿也不高。这些移民的适应模式并不完全遵循“迁移—融入”的传统路径。事实上，不少“南—南”移民的适应模式呈现“浅层融入、深层区隔”的“强工具性”特征，其跨国模式也随之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与前往发达国家的移民相比，“南—南”移民试图通过跨国实践寻求更好生活机遇的意愿更为强烈，而单一的祖籍国或移居国并不能够完全满足其获取多种资源的需求。因此，他们试图采取多层弹性策略，不断流动于多个空间（不仅限于祖籍国与移居国），在其中居住、经商甚至参与当地政治社会生活，以便寻求利益最大化。这种跨国模式是国际移民试图巩固经济所得、实现地位提升与分散政治风险的重要方式，其跨国实践呈现出“不定向、多空间、多层次”的性质。本文将其称之为“多层跨国实践”。这种跨国实践模式并非只局限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群体。但与“南—北”移民相比，“南—南”移民的跨国实践模式及其动力机制却不尽相同。总的来说，目前学界对此的探讨还较为缺乏。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以牙买加东莞移民为个案，探讨以下相关问题：牙买加东莞移民在当地的社会适应呈现何种状态？这种适应模式如何进一步影响了其多层跨国实践？其多层跨国实践呈现何种特征？笔者将通过对这一群体调查资料A的分析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浅层融入：零售业的“少数中间人”

牙买加东莞移民的多层跨国实践首先与其社会适应模式有着密切关系。受其迁移历史及华人社区形态的影响，东莞移民在牙买加当地表现为一种基于生存需要和经济发展的“浅层融入”。

（一）就业模式

牙买加华人以客家人为主，目前约有2~3万人，主要分布在金斯顿、蒙特哥贝和圣安东尼奥港。其大规模的迁移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当时，广东惠东宝地区（今东莞、惠州惠阳区、深圳宝安区、龙岗区）的大量客家人作为“契约劳工”被输送至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牙买加。不少华工合同期满后，发展出介于殖民者与土著之间的零售业经济，在高度种族隔离的社会结构中夹缝生存。20世纪20年代中期，牙买加30%的零售业执照都掌握在中国商人手中。改革开放后，上述地区的客家人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申请签证进入牙买加。其中，大部分人持劳工签证。新移民需要为雇主（通常也是亲戚朋友）工作两到三年，偿还清迁移债务后，才在亲戚朋友的支持下新开零售店铺。

东莞移民的零售店主要分布在牙买加城中心的闹市区，也有些分散在郊区。华人在首都金斯敦的“下城”（主要集中在黄街、橙街、公主街和下街）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族裔经济聚集区。当代东莞移民的就业模式深受中牙两国经济结构及牙买加当地社会结构的影响：在经济结构方面，牙买加国内制造业落后，市场秩序不规范，基础物资紧缺；而中国制造在价格、种类和性价比上竞争优势明显。牙买加东莞移民频繁往返于两国，巧妙地利用祖籍国与移居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分工上的差异，通过“中介商”的角色从中获益。这种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非合法或非法）背景下进行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发展为“低端全球化网络”（LowendGlobalization）。处于这种低端全球化网络中的零售业主很可能只是租用一些集装箱和货车运送货物，或是向特定的中国贸易企业大量批发购入廉价的日用百货，甚至包括一些山寨的欧美名牌货。这种经济模式进一步拓展了牙买加华人乃至中南美洲华人的跨国商业网络，同时，也将牙买加、中国乃至更大范围的国家或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全球化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结构方面，东莞移民在牙买加当地更多扮演着“中间人弱势族裔企业家”A的角色，利用族群优势和市场需求发展族裔经济。东莞移民的零售店铺一般营运成本低、操作简单且资金周转快，其消费目标人群主要定位为中下层普通大众。这些店铺也主要销售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用品，如面粉、大米和餐饮调料等。东莞移民采取的是“薄利多销”的模式，很多店铺没有公休假日，员工轮流值班。而在华人看来，当地中下层阶级大多“无储蓄观念、重消费，有多少钱花多少钱”。由于这种生活理念与华人的零售业恰好相吻合，从而进一步形塑了东莞移民在当地的就业与适应模式。

（二）经营方式

为了在牙买加立足，东莞移民在经营场所与雇佣模式上均采取了“本地化”策略。但移民的这种调适策略受到当地社会情境与种族分层结构的影响，呈现出浅层与工具性的特征。

在经营场所方面，东莞移民将零售店铺设在了最本土化的老城闹市区内。牙买加老城区的贫困、高犯罪率和低回报使得大型高档的百货公司敬而远之，这为华人提供了开办零售批发业的“空白地带”。华人店铺大多都聚集在首都金斯敦B中心老城区——“下城”。这些地区的治安环境比较差，大多处于黑社会势力范围内。为了保障自身的人身财产安全，移民在自己的店铺中安装防盗网，大门在营业时间也都是紧闭的。这种独特的经营模式是东莞移民对本地经济结构与社会治安环境进行调适后的产物：“……将店铺布置成‘围栏封闭式’，即四周用铁栏围着，中间留一个小窗口传送货物，价格表贴在墙上，有需要买东西的顾客在外面喊一声就可以了。”

在雇佣模式方面，尽管零售店优先聘请华人，但也会雇佣当地黑人员工，并按照法律规定为他们缴纳各项保险和基金，以宣示自己在当地经营的道德合法性：“我们在这边做生意，肯定也要照顾当地人……。”黑人员工被视为华人店主与本地顾客的沟通桥梁：除了能给当地黑人消费者带去亲切感，也能在发生销售纠纷时充当调解员的角色。但无形的族群界限仍然存在于雇主与黑人员工之间：华人对他们心存戒备，重要工作只交付给值得信任的华人员工。

（三）交往形态

除了在就业模式与经营方式上采取浅层融入外，不少东莞移民还在个体、社会和政府三个层面与当地展开交往。

在个体交往方面，东莞移民努力学习当地语言，并尽量在顾客面前只讲当地语言。同时，移民也试图理解当地文化，保持铺面整洁，了解当地节庆，并积极与顾客进行互动，以便更好地融入当地。在与当地社会交往方面，东莞移民在理解牙买加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当地教会和学校的活动，开设中华文化课程并举办爱心捐赠活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