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国际金融理论是马克思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国际价值、世界货币和汇兑率等理论构成。马克思认为，在各国之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呈现出“阶梯式”格局，在世界市场上货币应是多元的，汇兑率的变化受到国与国之间的支付差额、货币币值变动、利率水平差异、对外投资和体制机制等因素影响。马克思的国际金融理论对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实践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以国际价值论为指导推进中国产业向国际高端扩展、以世界货币论为指导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汇率理论为指导推进人民币汇率至稳定。马克思的国际金融理论是马克思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由国际价值理论、世界货币理论和汇兑率理论等内容构成。这些理论既深刻揭示了当时国际经济运行中的金融机理，也揭示了国际金融发展和金融运作中的重要理论和主要机制，为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学等学科的发展奠立重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国际金融理论对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国际金融的实质、运行规律和操作路径，对中国加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政策选择和战略重心选择等均具有指导意义。马克思的国际金融理论集中阐发于《资本论》 卷 篇和第二十章、《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五章，同时，在《资本论》的其他章节、《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至四十九卷和《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等论著中也有许多分述，内涵丰富深刻，涉及面广泛，有着一系列经典之论。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和革命同伴，对马克思的国际金融理论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本文中，笔者就粗浅研读略谈点滴认识，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国际价值论

国际上的各种经济活动（贸易、投资、金融等）形式多样、内在机制不同、价格表现各异，如何运用最基础的经济理论予以阐释并揭示它们的内在机理，是经济学家必须破解的难题。15世纪以后，尤其是18世纪至19世纪，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等曾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对象展开了一系列探讨，提出了贸易差额论（代表人物托马斯·孟）、自然秩序论（代表人物弗朗斯瓦·魁奈）、 优势论（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比较利益论（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保护贸易论（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相互需求论（代表人物约翰·穆勒）等，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有益之论。但这些认识大多从国际经济活动的表层现象展开分析，缺乏与劳动价值论的内在连接，由此，难以从根本上确立国际经济活动的价值基础。马克思将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国际经济领域，创立了国际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质和量两个方面阐释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内涵。他认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凝结为价值的过程，它反映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马克思指出，商品“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价值量直接涉及商品生产者的切身利益，因此，对他们而言价值量大小有着决定性意义。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界定涉及有机关联的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在生产同种商品的过程中，一国中不同企业的生产条件（包括生产条件的质量、规模、流程、结构和组织等，下同）差异甚大，不同国家间各家企业的生产条件差异更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如何确定“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同时，确定“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有何意义（例如，对价值量的影响），成为市场机制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二是“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无论对一国来说还是对不同国家来说，在同一产业部门内各家企业的劳动者熟练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不仅将引致耗费相同的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量不同，而且可能引致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即质量）的差异，由此，如何克服劳动熟练程度不同的差异，是市场机制中必须破解的难题。三是“社会平均的劳动强度”。无论对一国来说还是对不同国家来说，在同一产业部门内各家企业的劳动者劳动强度各不相同，它既可能引致耗费相同的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量不同，也可能引致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使用价值数量差别，由此，克服劳动强度的差异也是市场机制中必须破解的难题。四是“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制造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无论在一国内还是在不同国家，同一产业部门的各家企业所制造的同种使用价值，在性能、规格、款式、便捷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多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是由具体劳动引致的，但也反映着耗费的抽象劳动数量的差别。五是“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由于“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由此，可能引致有人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由此，市场机制必须能够界定生产单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国际贸易从地理和主权角度看是两国（或两国以上）之间的商品交易活动，这决定了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空间必然将突破了一国的界限。马克思将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国际经济领域，创立了国际价值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劳动强度的国际化。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在这个强度以下的劳动，在生产一种商品时所耗费的时间要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质量的劳动。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按劳动的持续时间进行的价值计量。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就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劳动强度并不直接以人们生理学上意义的耗费计量，通常与生产效率的高低相连接，因此，“价值规律在其国际范围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马克思关于劳动强度的这些论述，在原理上也适用于世界市场上的“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第二，国际价值的形成。在世界市场上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现有生产条件不同、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平均的劳动强度不同，由此，生产同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贯彻，客观上要求有着同一标准，将这些价值差异转化为价格差异，由此，国际价值自然形成。对此，马克思指出：“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越高，就越超出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着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换句换说，同种商品的价值（从而价格），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要低于生产率较低的国家。“产业资本家总是面对着世界市场，并且把他自己的成本价格不仅同国内的市场价格相比较，而且同全世界的市场价格相比较，同时必须经常这样做”，因此，他们通常有着国际眼光，必然从可介入世界市场中选择自己产品的销售之地，为自己的产品找到一个最满意的销售价格。这从实践角度推进了国际价值的形成。第三，发达国家的利润率较高。在阶梯式国际价值格局中，发达国家的企业将商品卖到发展中国家可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对此，马克思的解释是，“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这里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在这里，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在这里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实现，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对有商品输入和输出的国家来说，同样的情况也都可能发生；就是说，这种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这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了一种尚未普遍采取的新发明，他卖得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但仍然高于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就是说，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使用。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与其劳动价值论一脉相承。从理论上说，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定律在空间上扩展开来，本来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出国际市场（或世界市场，下同）中的同一价值理论（这要比凯恩斯提出的“利率平价”早56年，比货币主义创始人弗里德曼提出的“一价定律”早86年），但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却强调，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表现为“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因此，并无国际市场同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不存在同一的价值量。其中视角的根本差别，不在于生产条件、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等的差异（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已经包含了对这些差异的均等化机制），而在于国家的主权机制限制了这些差异通过市场机制的均等化。换句话说，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工资、利率、地租和汇率等）机制直接关系着一国的经济利益和一国内各个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因此，每个国家都必然从本国经济发展、产业进步、市场供求、居民生活水平等角度充分考虑运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甚至军事手段等来保护本国经济的独立性，由此，也就限制了各国之间（从而国际市场）形成同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定律，即把这一定律限定在了一国范围内。另一方面，从地理角度看，当今世界并不存在离开各个国家版图范围的一个公共空间内的国际商品交易市场，所谓的国际市场均为主权国家范围内的商品交易市场，由此，一国商品进入另一国的交易市场，需要遵守商品输入国的法律规定和财税规定（包括关税、财务制度等），这在客观上要求输入的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应按照输入国的标准重新界定，这决定了经济较发达国家的商品输出到经济较不发达国家以后，前者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折算为数量较大的后者；同理，一国较先进的产业部门所生产的商品在输出到该产业部门较落后的国家时，也将发生价值量在折算中增大的现象。在现实中，这种价值量折算中的增大时常用“高附加值”予以表述。在国际价值理论基础上，马克思展开了他的世界货币理论和汇兑率理论的分析。

建立在货币理论基础上的世界货币论

货币是商品交易的媒介。有商品交易就有货币，由此，有国际贸易也就有与它相对应的交易媒介——世界货币（或国际货币，下同）。马克思说道，“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与国内货币相比，世界货币并非是货币功能在国际空间范围的简单扩展。马克思指出，“作为世界货币，一国货币就抛弃了它的地方性；一国货币可以用另一国的货币来表现，因此，所有的货币都还原为它们的金或银的含量；同时，金和银这两种商品作为世界货币来流通时，又要归结为它们相互之间的不断变动的价值比率”。显然，世界货币是在国际经济交易中使用的货币，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以贵金属为信用基础。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贵金属（金或银，下同）是信用货币的基础，信用货币发行必须有充分的贵金属准备。但“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因此，在国际领域，货币脱去了它的国别特色，恢复到了它的本来面目，“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第二，货币的多元性。马克思指出，“在国内流通领域内，只能有一种商品充当价值尺度，从而充当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双重价值尺度，即金和银”。从历史现象上看，双重价值尺度的形成主要是由当时的主要发达国家在实施货币本位制中选择的载体不同所致，英国选择的是金本位，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选择的是银本位，还有一些国家选择的复本位，即金和银均为本位货币。但从更深层的机理上看，这种双重价值尺度或多元货币格局的形成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即它给予介入国际市场的各方参与者以充分的货币选择权，由此，迫使世界货币的稳值，便利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易和市场发展，维护市场参与者的利益。第三，支付手段成为货币的主要职能。在一国的商品交易中，流通手段是货币的基础性职能，货币的其他职能是建立在这一职能之上的。但在世界市场中，情形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指出，“世界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财富的 社会化身执行职能。它的最主要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金银充当国际购买手段，主要是在各国间通常的物质变换的平衡突然遭到破坏的时候。 ，它们充当财富的 社会化身是在这样的场合：不是要买或是要支付，而是要把财富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同时，商品市场的行情或者要达到的目的本身，不容许这种转移以商品形式实现”。显然，在世界市场中，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社会财富的职能发挥不是一种常态现象。世界货币的职能形成和发挥以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运行为前提。在近代史中，国际贸易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快速发展而高歌猛进。马克思认为，由产业资本的本性所决定，国际贸易“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他指出，“产业资本不论是作为货币资本还是作为商品资本的循环，是和各种极其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只要这些生产方式同时是商品生产。不论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的产品，还是农民的产品（中国人，印度的佃农），还是公社的产品（荷属东印度），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如在俄罗斯历史早期出现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国家生产），还是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等等，它们都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货币和商品相对立，既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时，也进入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循环，也就是说，进入商品资本的两个流通部门。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它们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执行职能，作为商品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因此，商品来源的全面性，市场作为世界市场而存在，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以上就外国商品而言的，也同样适用于外国货币。正像商品资本对外国货币只是执行商品职能一样，外国货币对商品资本也只是执行货币职能；在这里，货币是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随着资本的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商品交易遍布全球，世界货币的职能也就得到了发挥和扩展。可以说，一切影响世界市场拓展的因素，也都有着影响世界货币功能扩展的作用。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交通通讯。在国际贸易中信息和商品流通时间是影响效率和风险的重要变量。马克思指出，“缩短流通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改进交通。近50年来，交通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只有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这一革命相比。在陆地上，碎石路已经被铁路排挤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快捷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并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线。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开辟了通往东亚和澳洲的轮船交通。年，运往东亚的商品的流通时间，至少还需要12个月，现在已经减少到12个星期左右……全世界贸易的周转时间，都已经按相同的程度缩短，参加世界贸易的资本的活动能力，已经增加到两倍或三倍多”。恩格斯对此补充道，“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 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除了以前垄断工业的英国，现在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同它竞争的工业国家；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所以资本比以前分散的更加广泛，并且地方性的过度投机也比较容易克服了”。一方面是国际信用体系。国际贸易客观上要求有着国际信用体系与其相适应。马克思说道，“货币经营业，即经营货币商品的商业，首先是从国际交易中发展起来的。自从各国有不同的铸币以来，在外国办货的商人，就得把本国铸币换成当地铸币和把当地铸币换成本国铸币；或者把不同的铸币同作为世界货币的、未铸币的纯银或纯金相交换。由此就产生了兑换业，它应被看作是近代货币经营业的自然发生的基础之一。汇兑银行就是从兑换业发展而来的。在汇兑银行中，银（或金）与通用的铸币不同，是作为世界货币——而现在是作为银行货币或商业货币——执行职能的”。“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和发展。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也就是说，商品不是为了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了取得定期支付的凭据而卖”。这种现象在国际贸易中更是常见。它意味着国际贸易的有效展开，离不开国际信用体系的支持。在实践的操作中，国际信用体系实际上有三个主要机制，既推进了生产的扩大，又推进了国际贸易的扩展。其一，商业信用。马克思说道，“我们首先分析商业信用，即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相互提供的信用。这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它的代表是汇票，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证书。每一个人都一面提供信用，一面接受信用……如果这些汇票通过背书而在商人自己中间再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由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中间没有贴现，那就不过是债权由A到B的转移，而这 不会影响整个的联系。这里发生的只是人的变换。即使在这种场合，没有货币的介入，也照样可以进行结算”。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信用的数量和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而延长。在这里是相互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就像生产者和商人的这种相互预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础一样，这种预付所用的流通工具，票据，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货币如银行券等等的基础。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货币）为基础，而是以票据流通为基础”。其二，银行信用。银行信用是由银行提供的信用，它的突出特点是存款和贷款的连接机制。“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为整个商业界而借款，他们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在马克思所处年代的实践中，银行资金贷放“是通过票据的贴现——使票据在到期以前转化成货币——来进行的，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贷款，即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直接贷款，以有息证券、国债券、各种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特别是以提单、栈单及其他各种证明商品所有权的凭证作抵押的贷款来进行的，是通过存款透支等来进行的”。银行通过贴现机制支持着商业信用的发展。马克思说道，“银行家资本的一部分，就是投在这种所谓的有息证券上。这本身是准备资本即不在实际银行业务上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一部分。这些证券的 部分，是汇票，即产业资本家或商人的支付凭据。对货币贷放者来说，这种汇票是有息证券；就是说，在他购买汇票时，会扣除汇票到期以前的利息。这就是所谓的贴现”。将贴现与汇票相连接，可以看出，“开出汇票是把商品转化为一种形式的信用货币，而汇票贴现只是把这种信用货币转化为另一种信用货币即银行券”。其三，以贵金属为载体的贮藏货币。马克思说道，“作为国际支付准备金而集中的贮藏货币的运动，就它本身来说，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运动无关。我曾经根据货币的性质阐明了贮藏货币的各种职能：它作为支付手段（国内已经到期的支付）的准备金的职能；作为流通手段的准备金的职能； ，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的职能”。在国际贸易中，以贵金属为代表的贮藏货币成为进行国际差额结算的 支付工具，由此，此类贮藏货币的准备数量意味着国际支付能力的强弱从而国际信用能力的高低。这在经济危机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内在机理是，“在危机中，信用主义会突然转变为货币主义”，由此引致了贸易差额与支付差额的区别。“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区别在于：支付差额是一个必须在一定时间内结清的贸易差额。危机所做的，是把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之间的差别压缩在一个短时间内；而在危机已经发生，因而支付期限已到的国家，又会有某些情况发展起来，这些情况本身会引起结算时期的这种缩短。首先是输出贵金属；然后抛售委托销售的商品；输出商品，以便抛售这些商品，或凭这些商品在国内取得贷款；提高利息率，宣布废止信用，使有价证券跌价，抛售外国有价证券，吸收外国资本投到这些已经贬值的有价证券上， 是宣告破产，以抵偿大量债权。这时，还往往要把金属输到已经爆发危机的国家，因为向那里发出的汇票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最安全的办法是用金属支付”。显然，贵金属贮备是国际信用体系的基础性支撑机制。一方面是金融借贷和金融投资。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上的资金借贷、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也快速发展，由此，推进了国际上的产业发展、贸易扩展。马克思指出，“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18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的儿童血液”。这种国际借贷加快了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产业发展步伐，也增强了它们进入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一方面是竞争与垄断。竞争与垄断是市场发展中的相生相克的伴生物。在国内市场中，竞争引致垄断，垄断加剧竞争。这一现象在国际市场中也存在，所不同的是，它加入了国家主权的机制，同时，竞争对手的实力也更加强大，即出现强强之间的国际竞争。马克思从原料生产（包括价格）的变化描述了竞争与垄断的内在联系。他指出，“如果由于这些原料价格的提高一方面引起了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既引起了当地生产的扩大，又使人们从遥远的一向很少利用或者根本不利用的生产地区去取得供给，而这两方面加在一起使原料的供给超过需求（而且是在原来的高价下超过需求），以致这种高价现在发生暴跌，那么，由此产生的结果，要从各种不同角度来考察。原料价格的突然暴跌，会阻碍原料的再生产；因此，生产条件最有利的原出产国，会恢复它的垄断地位；这也许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恢复，但毕竟是恢复。当然，一旦受到一定的刺激，原料的再生产会按扩大的规模进行，特别是在对这种生产或多或少占有垄断地位的国家”。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快速推进，世界市场中的垄断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年5月22日，恩格斯在写给奥古斯都·倍倍尔的信中说道，“现在，当美国、法国和德国开始打破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并由此像年以前那样又开始更迅速地出现生产过剩时，又产生了为期五年的中间危机”。第五，关税。在国际贸易中，关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它一方面保护了经济落后国家（或国际竞争中的弱势国家）的民族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世界市场的扩展。马克思指出，“废除或减轻原料关税，对工业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让原料尽可能自由输入，已经成了发展得更合理的保护关税制度的重要原则。这一点和废除谷物关税一样，是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主要目标，他们也特别关心废除棉花关税”。一个重要成因是，“由封建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各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相应的工业战争，都取决于资本的加速发展，这种发展并不是沿着所谓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强制的手段来达到的。是让国民资本逐渐地、缓慢地转化为产业资本呢，还是通过以保护关税的形式主要向土地所有者、中小农民和手工业者征收赋税，通过加快剥夺独立的直接生产者，通过强制地加快资本的积累和积聚，总之，通过加快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来从时间上加快这种转化，那是有巨大差别的。这同时还会在自然国民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的和产业方式的利用上，造成重大的差别”。

建立在国际价值论基础上的汇兑率理论

受各国各自的主权机制制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规律在一国范围内展开，这意味着各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内涵在现有正常生产条件、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等方面存在着差别，由此，决定了各国之间的价值量在内涵上存在着差异，与此对应，货币含金量、价格的价值内含量等也存在差异。在国际贸易中，价格的价值内含量差别、货币含金量的差别就将转化为交易双方的货币比率的差别，以汇率方式显示出来。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中强调的“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就表现为汇率的阶梯。在贵金属货币时代，这种汇率阶梯以黄金等贵金属的汇兑比率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有了汇兑率理论以揭示和解释其中的内在机理。在国际价值理论基础上，马克思的汇兑率理论着重分析了汇兑率变动的成因，推进了汇率决定理论的发展。它主要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 ，贵金属用于支付差额。马克思指出，“不管造成这种差额的是什么原因——纯粹商业的原因，国外投资，或国家在战争等等场合所做支出，只要由此会引起对外的现金支付”，就会引致外汇率的变化。对此，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汇兑率是货币金属的国际运动的晴雨计。如果英国对德国的支付多于德国对英国的支付，马克的价格，以英镑表示，就会在伦敦上涨；英镑的价格，以马克表示，就会在汉堡和柏林下跌。如果英国多于德国的这个支付义务，比如说，不能由德国在英国的超额购买来恢复平衡，向德国签发的马克汇票的英镑价格，就必然会上涨到这样一点，那时不是用汇票来支付，而是由英国向德国输出金属——金币或金块——来支付就变得合算了。这就是典型的过程”。第二，一国货币贬值。马克思说，“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都一样。在这里汇兑率的变化纯粹是名义上的。如果现在1镑只代表从前代表的货币的一半，那它就自然不会算作25法郎，而只算作12.5法郎了”，由此，英法两国间的外汇率就发生了变化。货币贬值在商品交易市场中表现为物价的上涨，鉴于此，可用物价上涨率指标予以度量。第三，金银两种贵金属的价值变动。马克思说：“如果一国用银，一国用金作货币，那么，在谈到这两国之间的汇兑率时，这种汇兑率就取决于这两种金属价值的相对变动，因为这种变动显然影响这两种金属的平价。例如年的汇兑率就是这样：它对英国来说是不利的，虽然那时英国的输出大大增加了。不过当时并没有发生金的外流。这是银价值和金价值相比突然提高的结果”。第四，利息率的变动。马克思指出,“利息率会影响汇兑率，汇兑率也会影响利息率，但汇兑率变动时，利息率可以不变，利息率变动时，汇兑率也可以不变”，因此，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变动走势依具体条件和因果路径的不同而不同。他一方面说道,“当英国货币大量过剩，利息率低落，有价证券的价格提高时，不利的汇兑率，甚至金的外流就可能发生”。另一方面，他也说道,“贵金属可以在生产缩减的同时大量流入。危机过去以后的那个时期的情况，就总是这样。在下一阶段，贵金属也可以从主要生产贵金属的国家流入；其他商品的输入，在这个时期通常由输出来平衡。在这两个阶段内，利息率是低的，并且只是慢慢地提高……这种低利息率，没有‘各种商品的大量储存’的任何影响，也到处可以得到说明。而这种影响又是怎样发生的呢？例如，棉花的价格低廉，使纺纱业者等等有可能获得高利润。可是利息率为什么低呢？当然不是因为借入的资本能够获得的利润高。而只是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没有按这个利润增长的比例增长；就是说，只是因为借贷资本具有不同于产业资本的运动”。在修订《资本论》第三卷的过程中，恩格斯补充道，“影响汇兑率的是利息率，特别是与相互的汇兑率有关的那两个国家之间的现行利息率的比例……资本的过剩，首先是各种商品（包括贵金属在内）的过剩，也对利息率的决定影响……这个资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向另一个国家的转移，就必然会在两国按相反的方向改变利息率，而这样一来，下一步也就改变两国之间的汇兑率”。第五，对外投资。马克思指出，“不言而喻，为了在印度建筑铁路而投入的上千万镑，不管是用贵金属还是用铁轨输往印度，都只是同量资本从一国向另一国转移的不同形式；而且，这样一种转移不会进入普通的商业计算，对于这种转移，输出国除了期待以后每年由这些铁路的营业进款中得到收入外，不会期望得到任何其他的收入。如果这种输出是以贵金属的形式进行的，那就虽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至少在以前所说的情况下，一定会直接影响贵金属输出国的货币市场，从而影响其利息率，因为这是贵金属，而贵金属直接是借贷的货币资本，是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它也会直接影响汇兑率。贵金属被输出，只是因为伦敦货币市场上供给的、例如对印度签发的汇票不能满足对这种额外汇款的需求，并且只是以此为限。这就是说，对向印度签发的汇票的需求超过供给，汇兑率因此暂时变得对英国不利，这并不是因为英国对印度负有债务，而是因为它要把异常大的金额输送到印度去。如果这样向印度输出贵金属的现象持续下去，就会使印度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增加，因为它间接增加印度对欧洲商品的消费能力。如果资本是用铁轨等等形式输出，就不会对汇兑率发生任何影响，因为印度用不着对此付款。由于同一原因，它也不应该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第六，体制变化。针对当时（尤其是年银行法实施以后）的英格兰银行与英国其他银行之间的业务体制状况，马克思指出，“撇开通货理论不说，把银行划分为两个部以及强制规定苏格兰和爱尔兰各银行必须为超过定额所发行的银行券保持金准备，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这样就使一国的金属贮藏分散，削弱了它纠正不利的汇兑率的能力”，这不利于平抑汇兑率的变动。“事实是，年的法令才 次在年使苏格兰各银行发生了一次挤兑的风潮。新的银行立法也没有把金向国外的流出和在国内的流出加以区别，虽然二者的作用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市场利息率不断发生激烈的变动”。进入20世纪以后，信用货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货币，尤其是，年8月15日，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更是使得国际货币脱离了曾赖以支撑的黄金基础，由此，各国之间的货币比率成为各国信用货币之间的比率。另一方面，随着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等经济关系的复杂化，汇率决定机制也更加复杂。尽管如此，马克思所揭示的汇兑率决定理论依然没有过时，其中国际价值变动、物价变动、利率变动、体制机制因素等依然是决定汇率水平和汇率走势的基础性变量。

马克思国际金融理论的实践价值

多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经济金融的发展格局、内容、趋势等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但马克思有关国际金融的基本理论依然没有过时，不论对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实践的推进，还是对研讨和把握国际市场交易价格形成机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重心和国际汇率变动趋势，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以国际价值论为指导推进中国产业向国际高端扩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工作的主基调。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此后，从安排年经济工作开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抓手。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中国经济而言，供给侧的短板，既存在于国内经济结构中，也存在于对外经济结构中。补足这些短板，成为中国“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推动经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所在。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建立了全球门类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而且在诸多科技领域中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一些方面甚至已处于并跑或领跑的地位。但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在各主要经济部门中运用现代科技成果而取得的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后发优势的红利，然而，发达国家是不可能将它们 的关键性核心技术出售（或以技术合作等路径）给其他国家以培养在国际高端市场的竞争对手的。由此，要得到这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性核心技术必须靠中国自己的开发创新。我国面对的“卡脖子”关键性核心技术仅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就至少包括芯片制造（尤其是EUV光刻机）、真空蒸镀机、航空发动机安放舱室、新能源汽车燃料电池内部电极和关键制造材料、智能操作系统、高速光芯片和电芯片、航天航空设计软件、高性能显示器ITO靶材。其中，仅芯片一项年的进口额就高达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9亿美元的14.63%，是中国的 大进口品。在由美国挑起的中美经济冲突中，这些“卡脖子”的关键性核心技术正在成为美国霸凌的重要工具。因此，期望美国（或他国）将这些关键性核心技术卖给中国，是不切实际的。正确的选择是，加快这些关键性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缩小乃至消除我们与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差距，提高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打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垄断。年9月11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推动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科技创新是关键。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从一国范围看，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各个构成要素中，“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是围绕这一生产条件而展开的，同时，它是“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的生产力基础。生产条件主要由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和组织管理等要素有机组成。当今高新技术既体现在劳动对象（如新材料、信息技术开发和生物技术等）上，也体现在劳动手段（如高新技术设备、生产信息技术产品的 设备等）上，还体现在组织管理（如新工艺、产业链组织模式、新的管理模式等）上，因此，具有综合性、复合性和集成性等特征。依靠这种生产条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使用价值上具有综合性、复合性和便捷高效等特点，不仅能够在较高程度上满足消费者的多方面需求，有着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而且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力也被认定为高于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在价值创造中发挥着“自乘的或比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的功能。这在市场中就表现为产品销售价格在“成本+正常利润”之外的高附加值。附加价值是相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从财务角度看，它是从企业的销售额中扣除各项成本后的余额,高附加值是超过产业平均水平的附加值：从市场营销角度看，形成产品高附加值的因素有许多，包括产品质量保证程度较高、产品信誉（如品牌效应、大企业、进口国等）程度较高、产品的历史文化价值（如收藏价值）较高和售后服务便利程度较高等。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在使用价值上高于同类产品，其成因在于生产它们的“生产条件”以及“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高附加值产品并非因产品供不应求引致价格高于价值（从而厂家可暂时地获得超额利润）的产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它通常是与高新技术、品牌效应和文化价值等相联结的产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补足我国在这些高附加值产品方面的短板，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国际经济中，由于同一产业中各国的正常的生产条件、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差别甚大，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单位商品价值量在国际市场中呈现出“阶梯式”排列。正常生产条件较高、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较高的国家，其单位商品价值量中含金量较高，与那些正常生产条件较低、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较低的国家的同类产品相比，在价值量折算中有着乘数（或多倍）效应，通过市场机制（包括市场竞争），表现为具有高附加值。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运用现代高新技术所生产的高端产品，较多地选择了一个产业链上的多国合作生产的国际分工模式，由此，位处产业链低端的国家获得了国际订单，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发展，位处产业链高端的国家，通过将各种技术、零部件集成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获得高附加值的收益。这在产业链的运行中表现为，低端国家的厂家获得加工费（员工工薪+税收+一定程度的利润等），高端国家的厂商获得高额利润（其中包含超额利润）。改革开放40多年来，通过三来一补、补偿贸易等方式，中国经济介入了全球产业链分工之中，从外围进入低端再进入中端，但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尤其是关键性核心技术）依然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所掌控。在这种格局下，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只能长期处于“跟跑”甚至“陪跑”的境地。年以后，美国挑起的中美 和科技战，正是看到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这一短板，试图运用产业链中的高端科技，抑制中国相关产业的赶超发展。显然，中国要进入全球产业链分工的高端环节，要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要获得较高的国际价值，必须“独立自主为主”地展开关键性核心技术的研发，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产品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变。鉴于此，面对美国在关键性核心技术方面的封锁，中国的应对之策需要把握好两个要点： ，加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性核心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关键性核心技术的研发，既需要深化基础理论的研究，又需要拓展商业化运用研究，为此，一方面应加大对科研院所的财政投入力度，激励相关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应发挥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中的主力军作用，运用税收、金融和政策等方面的机制，激励相关企业和人员投身于“十年磨一剑”的久久为功之中。鉴于相当多高新技术最初来源于某种灵感，所以，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性核心技术过程中要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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