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美国股市大崩盘中，百万富翁杜纪川一天赔光全部身家并欠下一身债务。两周后，45岁的他和孙大卫在车库成立金仕顿并于年问鼎全球第一，然后一直保持第一至今。

但业绩如此卓越的金士顿，却是一家没有“管理”，注重凭良心做事的公司。很多年前，一位《洛杉矶时报》记者采访金士顿，得知他们在管理上的“不作为“，认定这是因为公司小，所以可以这样，等做到2亿美元就不行了。几年后，这位记者再度来到还是没有管理的金士顿，当时的金士顿已经做到2亿美元，因此他又改口说，“你们这样不可能做到10亿美金。”年，杜纪川向华商韬略讲述了这个故事，他笑着说，我们现在已做到65亿美元了，但我们还是不懂管理。

分享成就伟业

金士顿科技董事长杜纪川

李壮/文

“我是左手资本主义，右手共产主义，左手创造财富，右手分享财富。”杜纪川说。因为注重分享，杜纪川和孙大卫带领金士顿科技成就全球最大的同时，也赢得“美国最佳雇主公司”的荣誉。很多读过MBA(工商管理硕士)的职业经理人参观金士顿，看到如家庭般的环境都很惊讶。因为杜纪川几乎从不相信MBA关于人事管理的原则，除了工厂生产线排程以及财务规划这两个领域外，MBA那一套严谨的绩效奖惩和管理理论在金士顿几乎毫无用武之地，甚至可以说，金士顿是一家没有“管理”的公司。

杜纪川相信，我对你好，你就会对我好，好人终有好报，大家好才会真的好。

两度创业?终成翘楚

杜纪川生于大陆，长于台湾。父亲杜桐荪是公职人员，曾任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处处长;母亲朱莉毕业于北平师范学院(今北京师范大学)，早年便是老牌影星，艺名威莉，曾主演《出卖影子的人》等著名影片，定居台湾后，还曾与“小咪姐”李丽华合作演出电影《盲恋》。

受母亲影响，杜纪川从小对音乐就很“来电”，甚至到了有些痴迷的程度。在台湾师大附中就读高中时，他就和其他对音乐“发烧”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学生乐团，并在其中担任吉他手，后又改任鼓手。对音乐的爱好，杜纪川保持了半个世纪，直到今天，他还时常和金士顿的员工一起，拿起吉他和贝斯，率领自己创建的乐队在全美各地参加慈善会演，为贫苦人募善款。

与对音乐的热衷相比，杜纪川对学业的兴趣就少了很多。“其实我并不是不喜欢念书，只是觉得生活不应只专注在书本堆中。”他说。因为不喜欢死记硬背的课程和僵化的教学方式，杜纪川对学习也就更不上心，时常逃课去干别的事。高中还没上完，他就因“外务”太多、逃学太多，被台湾师大附中退学。无奈之下，父母决定送他去德国，学一些实用的技术。

就这样，尚未成年的杜纪川开始品尝异国求学的艰辛。万事开头难，他刚到德国时，一句德语都听不懂，内心非常惆怅，好像被所有人孤立。学习之余，杜纪川还在亲戚经营的中国餐馆打工，有时候会受到客人的冷嘲热讽。“在那段时间里，我体会到何谓人情冷暖。”杜纪川说，“但从正面思考，这段体验让我懂得如何应付各项挑战和挫折，对我有深远的影响。”攻克语言关后，他被德国达城工业大学(TechnicheHochschuleDarmstadt)录取，攻读电机工程专业。

大学时光转瞬即逝，怀揣着学位证书，杜纪川来到美国，寻找自己的“美国梦”。

说来也有趣，工科出身的杜纪川，选择的第一份工作却是地产销售——与本专业完全不“搭界”的职位。工作之余，除了玩玩音乐，杜纪川喜欢打篮球，几乎每个周末，他都会出现在社区篮球场。那时他当然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会在篮球场遇到自己一生的搭档孙大卫。

相投的兴趣，让杜纪川和孙大卫彼此感觉相见恨晚，他们除在篮球场上搭档，还时常交流心得体会。孙大卫是一家加州公司的硬件工程师，聊天中，孙大卫常常提起：“一块主机板售价美元，成本却只有美元，获利实在惊人呀!”杜纪川听了，一个创业计划便在脑海中油然而生——孙大卫设计主板，自己负责销售，前景该有多好!

说干就干。年，杜纪川辞去地产销售的工作，把家中的车库当成公司创业的办公室，成立了一家专门销售服务器内存的公司Camintonn。“当时我们两人都是工程师出身，并没有制造、成本、销售等经验，还在摸索时期，就刊登广告招揽客户。”杜纪川回忆说。让两人喜出望外的是，这家小小的公司赶上了美国计算机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资产很快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立两年之后，这家公司就被计算机企业AST收购，杜纪川和孙大卫各从收购款中分得多万美元，两人决定把钱交给孙大卫的股票经纪人朋友进行投资，开始了近乎退休的惬意生活。

那时的杜纪川和孙大卫，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他们会再次“白手起家”。但命运仿佛跟他们开了个玩笑——年10月17日，美国股市在屡创新高后崩盘，道指一天跌幅超过20%，不少个股的股价从几十美元跌至几十美分。由于经纪人朋友的判断失误，杜纪川和孙大卫先前赚到的钱，在一天内全部赔光，还欠下一身债务。两人意识到，自己破产了。

在一天时间里，杜纪川从百万富翁变成了负债累累的“负翁”。回到家中，他却根本不敢跟家人说，只能假装没事，怕他们担心。可以确保自己“退休”的百万资产化为乌有，晚上，45岁的杜纪川不由为自己的未来担忧，而重新开始，自己还能不能拥有当年的勇气和冲劲呢?

股市崩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杜纪川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两周后，孙大卫约他出来喝咖啡，两人商量要找点事做，便决定开车从洛杉矶北上到旧金山去找一位朋友。途中经过一个海边的悬崖，正赶上日落美景，两人便决定走下车去欣赏。看着渐渐落入海平面的夕阳，杜纪川和孙大卫很是感慨，对着大海和落日狂吼：“总有一天我们会赚回来!”这也成为两人的誓言。

还是在杜纪川家的车库里，两人仿佛是回到起点，再次创业。杜纪川翻箱倒柜从家中找出仅有的美元，充当了新公司的启动资金，并为公司起名金士顿科技。时至今日，每每接受采访之时，杜纪川都会把年10月17日这个股市崩盘的日子看作是金士顿的诞生日，如果没有这次打击，也不会有如今的这家行业巨头。

金士顿成立后，杜纪川和孙大卫将发展重心瞄准了计算机内存业务。年，随着个人电脑(PC)在欧美的不断普及，人们对电脑的配置要求越来越高，而内存组件短缺开始困扰电脑生产商，没有足够的内存，电脑厂商和用户就无法升级系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金士顿购入大量内存颗粒，为不同电脑生产商组装其所需的内存模块。这一举措解决了众多厂商的燃眉之急，IBM和康柏(Compaq)等主流厂商都开始使用金士顿组装的内存模块，金士顿也因此迅速发展起来。之后两年中，虽然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开始进入内存市场，但金士顿始终依靠极佳的品质和可靠的性能，占据着美国内存市场上的领导地位。

在内存领域风生水起之时，杜纪川和孙大卫又将目光转向了电脑硬件的其他领域——CPU(中央处理器)和外存储体。在年推出首款CPU升级产品之后不久，金士顿就发展了一条完整的CPU生产线，并奠定了如今金士顿周边产品部门(PPD)的发展基础。外存储体业务的发展开始于年，随着电脑的更新换代，金士顿生产的外存储体也不断更新，从最初的5英寸盘、3英寸盘，到如今的闪存，金士顿产品的质量和销量一直走在同行前列。

随着业务的红火开展，金士顿将发展的脚步迈向海外。年，金士顿在德国慕尼黑成立了其第一家海外公司——德国分公司，开始大力开拓欧洲市场。之后几年时间里，金士顿先后在法国成立了分公司，在英国建立了欧洲总部，又在爱尔兰和马来西亚建立了两个海外制造生产工厂，将生产和销售网络覆盖全球各地。

布局世界的过程中，杜纪川和孙大卫亦将大中华市场看作重要的生产和销售基地。年1月，金士顿在台湾设立工厂和办公室，打响了进军大中华的第一炮。

1年，金士顿又在台湾成立亚太业务总部，负责销售、营销，并为零售商和电子商通路伙伴提供服务，与金士顿核心能力相辅相成。5年9月，金士顿在上海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内存模块生产工厂，如今，金士顿在上海生产的内存模块，已占其全球销量的一半以上。

年，金士顿迎来了值得庆祝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年度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就在杜纪川和孙大卫与员工弹冠相庆之后不久，一个“套现”的机会摆在他们面前：年8月，日本软件银行集团提出以14.4亿美元收购金士顿80%的股份。一开始，杜纪川和孙大卫并不想把这家自己倾注无限心血创立的公司卖给日本软银，但对方十分坚决而且锲而不舍，软银董事长孙正义还亲自赴美劝说。两人想到，内存产业波动剧烈，公司规模日渐壮大，经营稍有不慎，员工便没有了保障。思前想后，两人决定将公司交给软银经营。

将公司出手之际，杜纪川和孙大卫却作出了一个轰动业界的决定：他们从所得中拿出1亿美元，用于犒赏所有的公司员工。

世事难料，几年后，软银发现买下金士顿是个错误的决策。当时软银所投资的公司几乎都是网络公司，只有金士顿除外。隔行如隔山，软银对经营内存企业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孙正义不想将金士顿易手他人，便向杜纪川和孙大卫提出，让两人将金士顿买回去。

年，两人被对方的诚意所感动，买回了公司。

回到杜纪川和孙大卫手中的金士顿，继续在快速发展的轨道上迈进。年，金士顿营业额突破20亿美元，5年则达到30亿美元。全球领先的针对电子制造领域的市场研究公司iSuppli将金士顿评为全球最大的第三方内存市场内存模组制造商，5年9月，金士顿更在中国上海成立全球最大的内存模组制造厂。以此为支撑，从那时至今，金士顿一直将全球最大第三方内存市场内存模组制造商的市场地位牢牢把持，而且不断赢得更高市场份额。

屡破纪录的杜纪川和孙大卫向业界证明：金士顿不仅能守成，坚持自己独特且吸引人的企业文化，更能持续突破创新，源源不断地生产拥有最高质量、最符合市场需求的内存、闪存产品，并提供最令人满意的客户服务，进而实现公司的持续发展，以及强者恒强。

即便是全球金融海啸，也没有阻挡金士顿的成长步伐。8年8月，金士顿在Inc.